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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战斗岁月 口述/刘清江
作者: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7-01-10 13:16:58

  刘清江,曾用名刘亭章,男,1924年9月13日生,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郭鲁村人。1942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冀鲁豫边区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菏泽县抗日民主政府炎黄区、冀鲁豫边区濮县(濮阳)白丘、朝城县沙村、阳谷县整党后勤处、曹县第六区(后改为十二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曹县城关镇、县委农村合作部、民政局、农业局和安蔡楼公社工作。1979年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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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我们对刘清江老人进行了采访。

 

走上革命道路——到抗日前线去

  我幼年时在郭鲁村南的王秀生庄东头“老佛爷庙院”上小学,后来在王浩屯区上高小。由于我学习认真刻苦,王斌轩老师(王浩屯区王楼村人)特别喜欢我。我那时还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记得那是1942年3月的一天,我休学在家,王斌轩老师突然来到我家。

  当时我父亲去王浩屯赶集去了,母亲在家纺棉花,王老师问我要不要跟他去外边上学。我欣然同意,在家整天下地干活,有什么奔头?母亲看我态度很坚决,只好同意了, 从牛屋里抱了一个脏兮兮的棉被子,我背起被子卷就随王老师走了。这一走,彻底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一生。从此,我正式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那年,我18 岁。

  一路上,王斌轩老师和我拉家常:我和你父亲都是教书育人的,我不会带着你往邪路上走。我带你去的这所学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校,要吃许多苦,甚至还有生命危险。一个人活着,不能光为了自己,要为大多数人着想,为国家的命运着想。你还年轻,有些道理会慢慢懂的。

  王斌轩老师给我讲了许多,愈发增加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学校啊?傍晚,我们走到了菏泽大黄集西约两公里的王茂寨、清凉店一带的村子。村口有岗哨,村子里到处都是带枪的兵。原来,这是冀鲁豫边区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临时驻扎地。

  郭心斋县长(曹县庄寨郭小湖村人)的勤务员赶忙让炊事员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大碗面条,还悄悄地对我说,你是新来的,这碗面条就是“欢迎面”!你赶紧吃吧,明天就换小米干饭就咸菜了。后来知道,县长的勤务员小名叫郭三,家是庄寨西边郭小湖的,和郭心斋县长是同一个村子里的。

  当时,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设县长1 人,秘书1 人。设置民政科、财粮科、农林科、教育科、司法科、武装科、公安局等部门。县长郭心斋和警卫员配有专用马匹,其他人员一律简装步行。记得当时郭心斋县长的警卫员叫崔文玉。

  公安局有十几个人,管着监狱。犯人分刑事犯、民事犯,平时就有公安局里的武装人员看守管理。死刑犯,需上交到专署统一执行。由于当时的斗争环境恶劣,县政府机关也是居无定所,县政府转移到哪里,公安局和监狱这些犯人就跟着转移到哪里。

  县政府直属一个武装县大队(下辖三四个步兵连队,约三四百人),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县政府机关的安全、打击日寇和敌伪顽固分子。县政府下面又设有几个区,每个区有一个武装区小队,约有30 人。

  王斌轩老师是县政府秘书,我跟着他工作,在秘书处干收发工作。收发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领导意图起草文件、收发文件、油印文件。我下面有几个交通员,他们负责到下面的区送文件或者下通知。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是东明县和长垣县的一部分区域组成的联合抗日政府,在这个区域内展开抗日和宣传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在夜里乘小木船渡黄河。那时也顾不得危险和害怕,就是一根筋,死了也要完成首长布置的任务,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

  那时候的鲁西南地区,日伪、国民党、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三种势力并存,抗日斗争环境恶劣。1941年,中共领导的冀鲁豫行署第四专署将长垣县河东部分北部划归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管辖。1943年,又划长垣、滑县、濮阳、东明四县边区成立滨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同年,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分家,分别成立东明县抗日民主政府和长垣县抗日民主政府。

小八路妮子

  1943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我随冀鲁豫边区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转移到现在的牡丹区大黄集南边的徐庄村驻扎休整。晚饭后,我到街上侦察情况,夜深人静,百姓们劳作了一天,大都关门休息了。

  忽然,听到一阵嘶哑的哭声。寻声望去,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子坐在泥地上,瘦得皮包骨,还不会走路。我想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这么晚了家里大人也不管。喊了一会也没人应声,我顾不得休息,抱起孩子挨家挨户地询问。最后整个街上问遍了,但都说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奇怪了,怎么办啊?队伍马上又要转移了。时值夏末秋初,夜里的气温开始凉了,如果把这个孩子丢在大街上,不饿死也会冻病的。我忽然坚定了决心,抱起孩子,跟随队伍一起出发转移了。

  战友们都笑话我:“你还没媳妇,怎么突然有个孩子呀?”还有的说,“这个孩子肯定是家里没啥吃的老百姓故意丢下的,兵荒马乱的,想让孩子讨个活路。”我只有如实相告,如果把孩子扔大街上饿死冻死了,那不是坏良心吗。大家都支持我的做法,行军的时候主动帮助我拿行李,减轻我的负担。因为不知道孩子的名字,大家都叫她“小八路妮子”。

  部队主食是小米干饭,吃饭时我把小米干饭先嚼碎了再喂孩子。这期间,队伍走到哪里我就问有想收养小孩子的吗?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老百姓生活极其困难,家家不够吃的,谁家还想再多一张嘴、添一只碗?正当我为难的时候,郭心斋县长知道了这个事情。

  郭心斋县长没有指责我捡孩子给部队带来的麻烦,但考虑到部队既要做发动群众工作,还经常行军打仗,非常危险,这样下去不是长久办法。后来通过二区组织介绍, 把这个小女孩送给了大黄集徐庄南边的一户人家。开始这家也不愿意收养,虽然他们也没有孩子。郭心斋县长亲自给二区区长写信,让二区每个月负责给这家半个工作人员的给养(13 斤小米),这样孩子才算有了新的归宿。

刘堂保卫战

  1943 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随郭心斋县长率领的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及武装县大队,从抗日根据地庄寨出发,夜里10 点多穿插到东明县东南的刘堂村,准备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同时,县大队迅速派出了几名化装的侦查员到东明县城及刘堂村周围侦查敌情。不多时都陆续回来报告说,东明城内没有发现敌人有异常动向, 周围村庄也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大家这才放下心来开始工作。

  一天早上,还没吃早饭,忽然有侦察员、游动哨跑来报告,刘堂村周围发现有大批敌人正向这里包围过来。郭心斋县长立即命令县大队和县政府机关人员全部上寨墙,准备战斗。

  刘堂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住着两三千老百姓。周围有一圈一丈多高的土寨墙, 寨墙上有长城一样高低不平的垛口,分别有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寨门上有寨门楼子, 寨门都用厚铁皮包裹着,十分坚固。

  县大队下辖4 个步兵连队,再加上县政府机关人员,共400 多人。郭县长命令, 大家沉着应战,节约子弹,务必坚持到天黑,那时就可以突围了。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同仇敌忾迎接战斗。

  敌人有几百人,分成几个战斗队形,分别向4 个寨门攻击前进。伪军走在前面, 还有很多不穿军装的反动顽杂分子嚷嚷着助阵,有少量的日本骑兵在后面督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敌人没有带来大炮轰击,也许认为这只是一个土寨围子,很容易攻下。

  “等敌人靠近了再打!”郭县长吼道。敌人冲上来就往寨墙上竖木梯子,嗷嗷叫着往上爬,有的木梯子被战士们推下去了。我们居高临下,趴在寨墙垛口里往下射击、投手榴弹(我们每人除枪支以外,配发4枚手榴弹),开始敌人死伤不少。一时间,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敌人看强攻不行,就改变战术,一边用机枪火力掩护一边往上冲锋。敌人的射击火力显然比我们猛,打得我们无法抬头,我身后的一颗大杨树被子弹打得只剩树干了。

  敌人冲锋了几次,伤亡很大,攻击受挫。忽然一辆“乌龟车”(坦克车)冒着黑烟轰隆隆地开来了,原来日本鬼子是想用它撞开寨门。虽然我们早已用装满粪土的太平车堵住寨门,但如果“乌龟车”连续撞击,寨门肯定会被撞散架的。寨门楼子上面守卫的战士早为“乌龟车”准备好了礼物:一颗大铁地雷,像小西瓜一样大。

  当时,在我们鲁西南抗日根据地韩集红三村一带有我们自己的小型兵工厂,主要生产手榴弹、步枪子弹、地雷等。这下“铁西瓜”派上了用场。

  “乌龟车”撞击寨门时总是先往后退几米,再猛加力冒着黑烟往前冲撞。战士们看到“乌龟车”将要往前冲时,把地雷引信点着了往下一丢,谁知时机没有把握好,铁西瓜落到“乌龟车”的盖子上滚落到一边去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坦克车完好无损。战士们又气又恼,看到它又开始往后退了,小心瞅准了时机,把铁西瓜投了下去,这次正好落到它肚子底下,只听一声闷响,“乌龟车”翻了个底朝天。两个鬼子满脸是血从车肚子底下钻出来,被战士们乱枪打死。

  太阳西斜。战斗持续到午后,敌人没能攻破一个寨门,死伤不少,士气大落,完全没有了开始时的嚣张气焰。我们虽有伤亡,但战士们越战越勇,士气高昂,誓与刘堂共存亡。敌人看到取胜无望,又怕我们的主力部队赶来增援,忙召集残余人员,抬着几十具尸体狼狈撤退了。敌人撤退后,我们担心敌人来报复,也顾不得吃饭(早饭和午饭都没有吃),不等天黑,匆忙往曹县庄寨、桃源根据地一带转移。至此,刘堂保卫战胜利结束。

深入敌后

  1944年秋,我被组织安排在菏泽县抗日民主政府炎黄区(菏泽城南一带)工作。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实行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与敌人硬碰硬。白天我们撤退到根据地或者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如大黄集、曹县庄寨、桃源、韩集红三村一带,学习休整,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夜里,就来个长途奔袭,经常一夜跑个百十里地,一下子插到敌占区,对一些顽固不化骚扰百姓的日伪炮楼,先放一阵排子枪,再用大喇叭喊话宣传:我们八路又过来了,有种的出来,你们要小心了,不要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否则没有好下场! 日伪军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你越是打枪喊话他们越不敢出来。

  宣传目的达到了,赶忙撤退到村子里,连夜发动群众开会,宣传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对比较恶劣的个别亲日汉奸分子毫不手软,抓过来列举他们的罪行, 然后当众宣判:我们代表冀鲁豫边区某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某某所犯下的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在尸体上放一张宣传单,上写:这就是日本汉奸走狗的下场!

  根据以往血的教训,为防日本人的耳目,安全起见,县政府机关每天夜里要换一到两个地方驻扎。常常是正睡得香,“快起快起,转移!”迷迷糊糊拽着前面人的衣裳边睡边走。整个部队驻地临转移前,有前哨负责到下一个目的地打探是否安全。到了一个新地方驻扎,驻地四周马上设置固定岗哨,周围附近村庄还有流动岗哨警戒。所有这些安全警卫措施都由武装县大队负责安排执行。

簸箕屯遭遇战

  1944 年夏,菏泽县抗日民主政府再次成立,原东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合并到菏泽县抗日民主政府。这年秋天,我在菏泽县抗日民主政府炎黄区工作(区委书记仝梦香,区长崔学成)。当时,菏泽城区被日伪力量控制,炎黄区属于敌占区。但我们的力量还是积极往这些区域游击渗透,向老百姓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当时的战斗活动情况是,我们区白天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曹县庄寨、桃源、韩集红三村、安陵集等一带)学习休整,夜里游击奔袭到炎黄区开展抗日宣传发动、惩办汉奸、搞土改等工作。

  秋季的一天,我们炎黄区队在岳园村(何楼西边)搞土改,为了安全,当天夜里又转移到程庄(金堤头西边)。天刚明,区队领导说:“簸箕屯今天逢集,我们干脆在集上亮亮相,让老百姓知道,八路并没走远,又打回来了。大家各自检查枪支弹药,不可大意!”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平时开展工作都是昼伏夜出,这下终于扬眉吐气了。大家都憋了一股子劲,没吃早饭,整个区队30多人就朝簸箕屯进发了。殊不知,危险也向我们悄悄靠拢过来了。

  这时,赶早集和做生意的老百姓陆续往集上赶来,集市上熙熙攘攘。我们先从簸箕屯西头进去,分别在集西头、集东头放了固定哨,中间安排了流动哨。

  赶早集的老百姓看到我们既高兴又好奇,有的和我们打招呼,纷纷议论:“你看见吗?八路在大白天都敢出来,看样子日本人快完蛋了,这天要变了!”

  我们正在集上走动宣传,忽听簸箕屯集的北面枪声大作。原来我们的流动哨警戒中发现有大批日伪军朝集上靠拢过来,就和敌人提前交上了火。枪声就是信号,也就告诉我们的人:敌人来了,大家准备战斗。

  集市上的老百姓听到枪声,早就一哄而散了。在集的南边有一段长长的土围墙,区队领导忙收缩人员,指挥大家趴在土围墙上占领有利地形。几分钟后,有100多敌人嗷嗷叫着从北面攻过来了,气焰嚣张。区队领导命令大家不要慌张,瞄准射击,先杀杀敌人的威风。

  开始,由于战斗地形对我们有利,冲在前面的日本鬼子和伪军被我们打死撂倒的不少。但敌我力量悬殊,他们武器又比我们的好,火力猛,区队领导看到消灭敌人无望,长时间打下去反而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决定边打边撤,往南边安全地带转移。幸好,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

  日本鬼子的枪法都很准,我们虽然有青纱帐做掩护,还是有几个队员在撤退中受伤了。大家急忙交替掩护,搀扶着伤员,借着庄稼的隐蔽,一直往南奔跑撤退。

  我个子矮小,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渐渐落在了队伍后面。我心想,这下八成活不成了,只有和鬼子拼了!这时有一位姓王的队员跑到我身边,边端枪朝敌人射击边急促地对我喊:“你快跑,我掩护!”我亲眼看到他一枪把追赶在前面的敌人撂倒了。这位姓王的战友家是何楼乡西边的,原来他在村子里担任抗日基干民兵队长,由于害怕敌人暗算他,一直跟着我们炎黄区队打游击。他身材高大,动作敏捷,打枪又准,我很佩服他,很感激他掩护救了我。

  赶到赵庄,已是晌午了。区队领导开始点名,安排人护理伤员,整理队伍。除了几个受伤的,我们区队的通信员也没有跟上来。区队领导立即安排几个身强体壮的队员原路返回搜索,务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在高粱地里找到了通信员的尸体, 只得匆匆掩埋了。大家顾不得吃饭,忍着饥饿,接着往南——韩集根据地一带转移。此次遭遇战共毙、伤日伪军10 余人。

回家遇险

  1944 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随部队在韩集西北安陵、水牛里一带驻扎。由于好长时间没见到父母了,我向首长请假回家看看。首长和战友一再叮嘱,注意安全,尽早归队!

  动身前我把手枪弹匣压满了子弹,以防万一。乘着夜色,从我们的驻扎地到我家郭鲁村有10 多里,白天是不敢走的,只有等到夜深了才动身。大路不能走,唯恐遇见敌人,只有在大田地里一路往北摸索着前行。夜里11 点钟左右,终于跌跌撞撞地赶到我村里。借着月色摸索到我家堂屋旁边,捡了一颗小坷垃扔到屋瓦上面,接着传来坷垃和瓦片撞击的“哗啦、哗啦”声(这是我和父母事先约定的我回家的信号)。夜深人静,我感觉这声音刺耳的响,偏偏这时不知是谁家的狗“汪汪”地叫起来,忙藏到一个墙角旮旯里。一会儿,我父亲悄悄打开了院门,我往周围看了看确实没发现可疑的情况,急忙关了院门随父亲进屋了。母亲已经睡下了,知道是我回家了赶忙起来和我说话。她从吊挂在屋梁上的馍篮子里给我拿了一个馍,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回答着父母的问话。父亲多是问一些队伍里的情况,如当下的抗日形势是啥样子, 对老百姓的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开展得咋样,最近打仗没有,有没有伤亡,等等。母亲见缝插针,唠叨不停,说是隔一些时候看不见我就担心我出事了,说着说着哭了。时间过得飞快,光忙着和父母说话,忘记时间了,不知不觉天已大亮。这下麻烦了,天一亮我就不能出家门,这也是我临来时领导再三嘱咐的。但我又不甘心,侥幸地开了院门查看情况,危险就在此时出现了。

  只见我的五大爷挎着个大柳编篮子和两个日本鬼子、两个伪军(老百姓俗称二狗子)从胡同北头往南走,正好我开门查看情况,碰个正着。鬼子汉奸全副武装,端着长长的“三八大盖”步枪,看我一露头,他们马上警觉地端起枪一起指向我。其中一个鬼子叽里咕噜地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汉奸接着问五大爷:“他是谁?干什么的?”五大爷当然知道我是干八路的,一时吓愣了。但他反应极快:“你看看,这是我家侄子,不是外人,我敢担保,没事没事,他喜欢早起!”这时一个伪军对五大爷说:“你把大篮子给他,收好了碗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回刁屯区部。”

  原来,这天驻刁屯日本治安维持会要开一个大会,附近的维持会长、各个村庄的保长都要参加会议,中午管饭,但吃饭的碗不够,就派出这4个日伪军到我村庄里收碗,一家收一个碗。

  五大爷一听到让我跟着他们去收碗,还要把碗送到刁屯去,吓出一身冷汗。但他老人家随机应变,慌忙对鬼子和领头的伪军说:“哎呀,你让他去送碗,你不看看他那个熊样子,又黑又瘦个子又矮,没一点力气,走不了多远再打了碗。看我给你找个有力气的!”接着,他喊来了个子高高大大的三猫哥,五大爷朝我使着眼色,我慌忙把大篮子给了三猫哥,急忙转身回家了。只听鬼子喊了声“开路”!

  父母亲隔着院墙听得清清楚楚,吓坏了,但也不敢露头吭声。事后五大爷对我说:“哎呀!大侄你可把我吓死了,你不是在咱队伍上吗,啥时候来家来了?那刁屯可是日本鬼子的老窝,你要是去了还不是找死?亏了碰见我,快藏起来吧!”

  我慌忙藏到隔壁邻居家的柴禾垛里。回想起刚才那一幕,仍心有余悸,那真是生死关头啊。我虽然穿着便衣(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但腰里别着手枪,幸亏那几个鬼子伪军心粗,没看出来,不然我五大爷也保不了我了,只有跟他们拼了!

  深夜归队后,我及时向领导汇报了我这次回家遇到的险情。“安全回来就好,大家都替你捏着一把汗啊,以后行动一定要小心了,任何时候万不可粗心大意!”领导严肃地对我说。

  事后我想,如果非要我去送碗,我是绝不能跟着日伪军去刁屯的,只有在半路上和他们拼了。我以一比四,后果可想而知,在此,再次感谢我五大爷的救命之恩!

  (采访:高世龙 苏 楠 撰稿:高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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