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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战场受嘉奖 口述/周绍英
作者: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7-01-10 1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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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英,男,1926年10月生,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双井村人。1943年考入黄军校,1945年参加西峡口战役。1947年秋于黄军校二十一期骑兵科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驻广州九十九军警卫营。曾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1949年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家务农。1952年秋参加教育工作,曾任小学、中学教员,1982年退休。1986年参加黄校同学会,1988年加入民革。

2015年1月22日,寒意料峭,晨雾中的鲁西大地,白霜覆盖下小麦绿意仍显。临清市康庄镇双井村,一个前后两进的大院简单而整洁。院子里,周绍英老人正在等待我们的到来。下车,握手,寒,老人的一句话只要承认我抗战,就是对我莫大的安慰。”把思绪回到70多年前。

应付日伪检查 曾学两年日语

那是1940年,山东已经是沦陷区。日寇铁蹄占了东北、踏过山海关,华北落入敌手。那一年,还未成年的周绍英,进入了一所表面上由日本人控制的“完小”学习。当时名为山东省第十九联中,这个学校有“真假”两个校长, 而且教师拿两份工资。

这所学校名义上被日伪政权控制,实际上被国民党抗日力量渗透。‘假’ 校长负责与日伪政权周旋,‘真’校长负责真正的教学工作,传播抗日思想。老师既从日本人那里领工资,国民党政权也给他们发周绍英回忆,当时为了应付日伪政权检查,我们还曾不得不学习了两年日语。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逐渐产生了抗日思想,并在随后加入了黄军校驻鲁干部训练部,简称鲁干班”, 主任是黄一期生、国民党名将李仙洲。

抗战最后一役 “学生兵”初上战场

到了1943 年,我随“鲁干班”迁到了安徽阳。然而很快,平汉铁路就被日本人打通,阳四面受敌。无奈之下,鲁干班”迁到湖北均县,与黄军校第八分校合并。这里北隔汉水与河南连,西通陕西、四川,武当山为天然屏障, 易守难攻,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1945 年,那时候我尚未毕业,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真正战斗。战斗来得很突然, 那时战争胜负已定,日寇已是困兽犹斗。然而,垂死挣扎的日军在投降最后一刻发动了豫陕边境西峡口战役。战役从1945 年3 月起,日本第十二军司令官由河南纠集日伪兵力约5 万人,于3 月下旬向南阳老河口进行了一次闪击战。3 月27 日,一一五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攻占了老河口和机场。30 日,攻占了河南南阳。坦克师团向西峡口地区推进,企图占领此处,沿陕公路经丁和店、重阳店一举夺取西平,掐断陕咽喉,进一步威胁西安。

战数月后,日军伤亡惨重。濒临绝境的日军想从左翼渡汉水击其背后,夹击驻守此处的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和第七十八军,实现其威胁西安的企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从远处调兵已来不及,遂命令我所在的黄军校八分校就地停课,迎战抗敌。李宗仁的命令下午传达,当晚12 点师生已到达汉江沿岸,在青山港至三官殿一带布防,阻止敌人过江。带着“既高兴又害怕”的心情,我被编为重机枪主射手,正面迎敌。“高兴”,是因为学有所用,终于迎来杀敌报国的一天;“害怕”,则是一个年轻人初上战场的本然。

阻止日军强渡 受李宗仁嘉奖

战争总是残酷的,但因为保家卫国,流血甚至牺牲也就有了崇高的意义。西峡口战役中,我被编入了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第一区队。当时,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区队相当于排。我是第一班重机枪射手,使用的是马克重机枪。经过反复操练,做过实弹射击,所以拿过来就能用。15天的战斗,下了14天的雨,那个苦啊,就别提了。日军在15天里曾强渡8次,战况惨烈可想而知。敌军第一次强渡,区队长一声低叫:“敌人开始渡江,准备听命射击。”我把标尺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待“打”的命令。这时候有数十名日军乘皮筏渡江,而此时我方阵地一片寂静。

当数名日兵刚一登上南岸,我方信号弹腾空而起。我颤抖的双手紧握扳机,250发一袋的子弹,反复三次扫射射向江中,随后第二袋、第三袋子弹继续射去。此时各大队的迫击炮炮弹像冰雹一样落入江中和江北岸,一霎时江北岸成了一片火海,敌人的枪炮在强大火力压制下,不可能再支援前进的部队,就连后续部队也不敢前进了。此役我们活捉了4名战俘。

15天后,部队前来接防,八分校师生陆续回到校本部,并受到了李宗仁的嘉奖。

返乡从教

抗战结束后,黄军校八分校与黄军校七分校合并,我随学校迁至西安,后编入胡宗南部。又被编入骑兵科,进行了系统训练。

日军已经投降,但战争的阴仍然笼罩。厌战情绪浓厚,没有人愿意再去打仗。1947年至1949年,我担任国民党第九十九军警卫营第一连连长,负责黄四期学生、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等国民党将官的警卫工作。

随着1949年解放军开始渡江,国民党军整师整团投诚,胡长清掏枪自杀,子弹射中左胸未死后仓皇奔逃至安徽宣城。后来,我随九十九军驻守广州,此时军舰已在黄港等候,随时开往台湾。与同学兼同乡商议后,我们决定脱离部队回家。

这是一次惊险的“巧奔妙逃”。因为经常有人脱离部队,国民党军队对战士外出严加防范。我和同乡借口去台湾后不方便,去广州城里买些日用品,并保证尽快返回。得到允许后,我们只穿着军装,藏着路费,悄悄进了广州。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买了一身衣服,换下了军装,上了火车。害怕久未归队, 部队会派人到火车站抓,我们就趴在火车顶上,一直到了湖南。在长沙,我在同学家住了一段时间,其间正赶上程潜率湖南省党政军要员起义投诚。

回到临清后,新中国已经成立。自此,我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尽管“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冲击,但因为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1981 年我被平反,名誉得以恢复。1986 年,我加入黄军校同学会,并在1988 年加入民革。

(采访 撰稿:封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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