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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学进川记:千里奔袭逃难 文理皆强堪称先驱
来源:山东商报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3-06-08 14:42:50
    华西坝,是成都的一个地名。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等国内四所知名的教会大学因抗战爆发而南迁至此。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被称为“成都联合大学”。在华西坝这些年,齐鲁大学文理科并进,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
    南迁之路,基本全是逃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向国内的诸多城市发动进攻,也正因为如此,北方的许多大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南迁。“最初当时的教育部给出的建议是齐大迁往西安以西130公里的五公县。”据岱峻考证,这一建议由于费用较大,使得当时学校不敢贸然执行,“好在当时的校长刘世传精通多国语言,在国外有一定的关系人脉,于是他受政府委托,以民间身份前往海外宣传抗战,同时也为学校南迁募集资金。”最终,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愿意接受齐大医学院高年级师生,同时也同意齐大的其他学生来坝上借读,于是齐大开始了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南迁运动。据当时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回忆:“教职员由济南往成都迁移时……凡动身早的人,可以幸运的通过济南-南京-重庆-成都的那条路线,费时少,也不太辛苦,但是战争爆发后不久,这条路就断了,只好改走海路,从济南到青岛,再到上海、广州、香港。”这场战争对于齐大来说,造成的第一个师资的损失是老舍,有资料记载,当年在齐大任教的老舍先生,就是在济南沦陷(1937年11月15日)的前一天,挤上南下的最后一趟火车,只身前往武汉,自此,老舍先生离开了齐大。“齐大的学生迁移基本上全是逃难,开始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了点盘缠,因此日子并不算苦,但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由于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多,形成了无数股流亡潮,最后政府不得不派人在沦陷区内各处给予引导,才使得他们能够历尽艰辛,平安抵达成都。”据岱峻考证发现,在19 37年秋季开学的齐鲁大学,注册学生只有297人,还不到常年招生的一半人数。
    成立齐鲁国学所,迎来大师顾颉刚
    1938年初,迁至成都不久的齐鲁大学,将恢复国学研究所的事情提上了议事日程。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建于1930年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工作集中于考察古籍、收集古物材料和辨伪校订、整理古籍两个方面,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或许是机缘巧合,在齐大迁至成都华西坝后,一位国学大师再次与齐大牵手,他就是后来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当时齐大有一个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叫张维华,他向校长刘世传举荐了自己的老师顾颉刚。”岱峻对记者介绍说。
    1939年夏,顾颉刚与家人奔赴成都,就任齐大国学所主任职,在岱峻看来,顾颉刚的到来,为齐大的国学所带来了一股新风:“顾先生首先是设置了国学所的规程,并且争取到了五万元的研究经费”,而更为重要的是,顾颉刚的到来也吸引了当时不少国学精英,“顾先生曾先后向胡厚宣、钱穆、汤吉禾、孙次舟、王育伊、韩儒林等学者发出过邀请,请他们来国学所工作或演讲。”
    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跳槽到齐鲁国学所的胡厚宣,一直致力于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岱峻通过研究当时齐鲁大学国学所留下的资料发现,胡厚宣在华西坝上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几乎每年都有十万字左右的研究成果问世:“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这些大学都有一些国外的基金赞助,可以给学者们出版研究成果,当时胡厚宣就编印了《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但是每个大学印多少种刊物,每种刊物印多少份,必须由国外赞助者派来的会计决定,结果当时齐大的会计就对胡厚宣说过:‘《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责善半月刊》都可以停,但《论丛》可以不停,印多少没问题,开多少钱用多少钱。’可见当时胡厚宣这部作品的学术价值非常之高。”事实上,胡厚宣也成了继“甲骨四堂”之后的又一位大师。
    文理皆强的齐鲁大学
    在齐大南迁成都华西坝之前,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北有燕京,南有齐鲁”,而这种说法,是基于齐鲁大学的文科国学强大而言的,除此之外,另一种说法则是“东有齐鲁,西有华西”,这一说法,则是指国内最强的两所医学院,即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
    到了抗战爆发时,齐鲁大学医学院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而时任医学院院长的,则是被后人誉为“中国病理学科先驱者之一”的侯宝璋,而《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也对侯宝璋赞不绝口,称其是“本书作者当时在中国巡回研究中国科技史所尊重和倚靠的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和医学史学家。”“其实现在想想,大师的风范真的是让我辈钦佩。”岱峻对记者介绍说,与其他医学教授相比,侯宝璋还具有文人气质,在给学生们讲述枯燥的病理课时,他会引经据典,把许多古代文学内的东西引入其中,“比如说他会通过把《金瓶梅》、《三国演义》等经典著作中的并发症引入到课堂上,以此分析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患了什么样的病,该如何治疗。”
    侯宝璋还曾通过研究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相关文献资料,写下《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的文章,诊断司马相如患的是糖尿病。二战结束后,侯宝璋还曾前往香港,并在香港搜集到了一些竹简:“他在竹简中发现,中国古人曾将吃剩的橘皮放在地库里,等其出现霉菌后,将霉菌涂抹于疮口上用以治病,而这恰恰就是盘尼西林的原料。”在岱峻看来,侯宝璋是以医学的眼光看待文艺,又以文艺修养去研究医学,因此成就了一代病理学家和医学史家。
    齐大的学生居川不易
    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先后有四所国内的教会大学迁往成都华西坝,它们分别是金陵大学(简称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简称燕大),这四所大学再加上成都当地的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形成了当时华西坝上五所教会大学。
    千里流浪,异地办学,每一所学校的学生大致保持着独有的风气,而这些风气体现在学生身上,则有了一些具象的表现:“我曾经考察过,发现当时大家对于每个学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概括,比如说金大的学生,是‘神气’,金女大‘洋气’,华大‘阔气’,而对于齐大的说法则是‘土气’。”岱峻表示,这种所谓的“土气”,其实更应该说是一种“士气”:“山东的学生,有一种很严谨的求知态度,比较中规中矩,一丝不苟。”
    在岱峻看来,齐大的学生在华西坝学习生活,颇为不易:“怎么说呢,齐大学生与当地人交流是比较困难的,这一点不像其他几所大学,不管是南京的还是北平的学生,讲官话字正腔圆,与当地人沟通,虽然也有语言隔阂,但是毕竟问题不大,但是齐大就麻烦了,当地人听不懂山东话,齐大学生又听不懂成都方言,所以沟通起来相对困难。”而另一个不适应则来自于气候条件和居住环境,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有“蜀犬吠日”的成语,冬天阴霾的气候也让齐大的学生不适应:“山东的冷,冷在皮,四川的冷,是阴冷,冷在骨,很多齐大的学生都不适应,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下来了。这主要是源自于山东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跟其他大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确实有一股韧劲儿,不管是治学还是学生运动,他们都有一种‘大义’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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