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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横两城 古国越千年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卢昱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3-12-30 10:16:48
    在日照市区东北约20公里处的两城镇遗址附近的村落里,曾有这样的传说:农家院的甬道都是用原始社会的石斧铺就,一到下雨天,老百姓们都往田地里跑,看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出来什么宝贝。
    走进两城镇遗址,荒草凄迷下的农田与别处无异。只是脚下偶尔会跳跃出4000年前的黑陶片,提醒人们俯拾端详,似乎已经触及到先民脍炙时的余温,遥想起那段悠长的岁月。
龙山古国起都城
    两城镇遗址的发现到挖掘本身就有一段历史。据日照市博物馆文博馆员张雪晨介绍,1934年,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提议对鲁东南地区进行沿海考古调查。负责这次调查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王湘和祁延霈,作了三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其间,发现了包括两城镇遗址在内的若干处龙山文化遗址。
    1936年初夏,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先生和祁延霈、刘燿到两城镇遗址再次开始发掘。这是会同山东地方政府,以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名义进行的第四次发掘。发掘显示,两城镇遗址的文化堆积以龙山时代为主,还有少量的周代和汉代的遗存。
    从1954年开始,有关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数次考古调查,摸清其大概轮廓:两城镇西北部近海低矮丘陵上,北东两面有一条小河,西南部分则为低洼地,遗址北高南低。整个遗址文化堆积分三部分,中心高地部分文化堆积最集中,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东西两侧20万平方米地带,文化堆积较薄,南部因散布着很多打制石器的材料,可能是工具制造场所。
    真正系统科学的发掘要从1995年开始。彼时,山东大学会同多家美国大学,联合对遗址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和多次考古发掘。1998年隆冬,恰遇两城村有一处旧房院落要翻新重盖,考古人员借此机会介入,对这处旧宅进行了第一次抢救性发掘。
    到2001年,考古人员已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除发现遗址是当地最大的原始遗址,是周边30平方公里内的中心遗址外,还发现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壕。遗址有内围、中围、外围三圈围壕。内圈围壕面积大约20余万平方米,大多被叠压在现代村舍之下;中圈围壕除却东侧继续利用河道外,其余三侧已经向外移,内遗址的面积也就跟着扩大了一些;外圈围壕的面积最大,基本上包括两城镇遗址的全部范围。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距今5000—4000年),日照就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这里降水充沛,气候湿润,源自五莲山脉的短促河流在滨海地区形成了较早的农业文明。”张雪晨介绍道,龙山时代的日照地区并存着两个独立且强有力的古国,即北部以两城镇为中心和南部以尧王城为中心的两个古国。
    两城镇遗址曾是龙山古国的“都城”,围绕其所形成的高度核心化形态,是我国其他地区史前文化所未见的。“由许许多多的实物遗存分析来看,日照在龙山时代应当是海岱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心地区之一。”张雪晨说。
居所数次拆复建
    既然是都城遗址,绝非几座简单的墓葬就能涵盖所有信息。先民在居住方式上变化最先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据悉,两城镇遗址内房屋的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墙体结构是土坯墙、木骨泥墙、夯土墙三大类。土坯一般用棕色粘土制成,个体较大,并且多半不规整。土坯之间用灰色或者黄色的细泥粘连,颜色反差比较大,尤其是过了四千多年,难以辨认。用土坯砌墙的房屋在那个年代基本上不挖基槽,一般是对地面稍加整修后开始筑墙。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圆形的房址大多为土坯墙,而长方形或者方形的房址则不是土坯墙。在夯土墙中,有石块垒砌作为基础的现象。
    据张雪晨介绍,统观发掘区内的龙山文化遗存,其形成过程大体能从层位上加以推测,并由此可以划分为六个时间段。第一时期是在原始地表开始建造房屋,并有零星的墓葬分布。以南部几个探方为例,这一时期房址之间没有叠压或打破关系,但不是同时建筑起来的。首先建造的房屋坐北朝南,直接坐落在生土地表之上。在房前东南方5—7米处,还发现两座墓葬,均建于生土上,只是它们与房屋孰早孰晚及其相互关系,目前尚难定论。
    随着房屋的逐渐投入使用,在房外形成了三层人为铺垫的活动面,每层厚约1—3厘米,而房后和东西两侧则逐渐形成以灰土为主的堆积。在此灰土堆积之上又出现一批房屋,其中在首先建立起房屋的西南面,又添一处新屋,门道向东。这两座房屋共用一个院落,先后经过7次铺垫而形成7层活动面。两座房内的地面和灶也先后经过多次铺垫和新筑,说明它们共同存在了一段时间。最后,这两座房屋大体同时被废弃。
    第二时期,在新旧两座房屋被废弃的同时,院落中部以南出现两个大型坑,深度都在1米以上,灰坑和废弃的房屋之上出现可分三个小层的一大层文化堆积。第三时期则在第二时期的堆积上开始建造房屋,可分两层。下层的两座只保存柱洞而未见墙体和基槽,均为方形。上层为两座地面式房屋,基本上叠压在下层两座房屋之上,房内均有灶址。
    而在第三时期上层房屋之上有较薄的一层垫土,垫土之上发现两座并排的第四时期房屋。房屋保存甚好,不仅有完好的多层地面、灶址,还有户外活动面和较高的墙体。这两座房址内均有4到5层的连续铺垫地面和灶址,房外均有若干层活动面。据此可以推断,其使用的时间较长。
    据悉,第五时期则建立在第四时期的房屋之上,还发现了带柱洞的房址,也是东、西各一座。西侧的房屋之上还叠压着另外一座房屋,因遭破坏,地面已不存。与此大体同时或略晚,在整个发掘区内还发现一条极长的基槽,槽内密布小柱洞,柱洞极深,有的可达1米左右。而第六时期,主要保存有位于耕土下的大批龙山文化遗迹,既有灰坑也有墓葬,它们均打破第五时期的房屋。
    “这六个时段,大体上可以体现出两城镇遗址发掘区内龙山文化遗存连续的使用和堆积过程。”张雪晨介绍道,龙山文化居住区的房屋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建造——废弃——再建造——再废弃”的过程。“这些层层叠压的房屋,一部分过去曾认为属‘台基式’房址,其实所坐落的‘台基’很可能就是一座时代更早的房屋。当然,这需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来加以证实。”
炽烈饮酒蛋壳杯
    通过先进的探测和检验技术,使得我们得以管窥先民在居住之外的生活方式,诸如他们的饮食习惯、祭祀礼仪等。考古人员对两城镇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后得知,稻米和粟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作物。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又采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定量分析,以研究各种农作物在当地居民食谱中所占的比重。
    “当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是种植的水稻、粟、小麦、黍和大麦,其中水稻占据了主要的比重,被人工种植的大豆可能是植物蛋白的摄取来源。也许一部分食用的果蔬是人工种植的,采集业仍占据一定比重,人们采集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野菜、野果、野生菌类和昆虫作为食物的补充。”张雪晨介绍道,彼时家畜饲养业也很发达,人们食用家禽家畜,还食用狩猎所得,但动物蛋白摄取主要来自于海洋生物。
    这些栩栩如生的描述,让人想象出,在这座静谧的滨海部落里,男人们出海打鱼、上山狩猎,女人们则支起各种陶制的盆盆罐罐,水花翻腾,盛出热气腾腾的饭菜佳肴,等待着男人们归来。晚饭过后,女人们在房屋里用梭子织布成衣,遮体御寒,男人们喝完野葡萄酿造的酒,在星光下磨制锋利顺手的石器,庭院里颗粒满仓。谈笑间,四千余年的时光倏然而飞。
    “当时的饮食文化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日常生活和大型宴席中饮酒风俗炽烈。通过对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留物的微化学分析,多种陶容器中检测出酒的成分,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生产和使用酒饮料最为直接的证据,肯定了当时酿造酒由稻米制成,主要发酵物是稻米、蜂蜜和水果。”张雪晨介绍道,在遗址分析标本中,含量较高的酒石酸或酒石酸盐强烈地显示出野葡萄曾在酒的生产过程中被用作发酵物。“当然,酒石酸或酒石酸盐中不排除也有来源于中国山楂、龙眼、樱桃和桃子的可能。”
    已然酿出酒,还得器物盛。据悉,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常见的酒器是陶杯、鬶、壶、罍和罐等。壶和罍与商周时期同类器造型一致,是传统的酒器。造型典雅的陶鬶在两城镇遗址中出土数量非常多,这种袋足、有流的陶器是用来加热水或流质食物的炊煮器物。而造型典雅、陶胎极薄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则是龙山时代最为典型的酒器和礼器。
    两城镇遗址出土有蛋壳黑陶高柄杯的碎片,器壁极薄,平均厚度不足0.5毫米,尤其是少量器形的口沿部分,仅为0.3毫米左右,薄如蛋壳,所以有“蛋壳陶”之称。据张雪晨介绍,蛋壳陶普遍显得重心偏高,头重脚轻,器壁超薄易碎,可见并非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酒具,而极有可能主要作为祭器即礼器使用的。
    蛋壳陶是由掌控着能工巧匠、不计成本的上层人物使用的。据以往考古发现,蛋壳陶大多出土于随葬器物丰富的较大型墓葬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该器物是作为一种礼器,随当时有较高地位的人入葬的,象征着当时拥有者的权力与地位。这更加证实了龙山时代酒文化与礼制的起源有着紧密的关系,也是对龙山时代日照地区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充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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