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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志人物传笔法探讨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梁科峰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10-11 10:43:29

  一、立足史实,为传主设计语言,描绘心态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他的《史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历史画卷,仿佛是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其中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具有一定个性,对读者有较强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不下百余个。这种了不起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呢?作者其语言的生动、准确、传神、富于抒情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其长于为传主设计语言、并客观地描绘人物的心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史传人物大都是前代或前辈人物,他们的言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录制”下来,这就需要著者在不影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根据人物的品行、秉性、气质等特征,为人物设计贴切的个性言语,以增强人物的鲜活性。如《淮阴侯列传》中萧何月下追韩信一节,作者描写刘邦听闻“丞相何亡”之后,这样写道: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刘邦“素慢无礼”,骂人是他的习惯,怒也骂,喜也骂,平白无故也骂。外表形迹上的诞慢不羁,十分个性化的语言与刘邦的“无赖”性格十分吻合。而这种言语是实录,还是司马迁自己的设计,当然只能是后者了。
  再如,秦末3个叱咤风云的起事人物陈涉、项羽、刘邦都说过表现大志的话。《陈涉世家》中写陈涉:“苟富贵,勿相忘!”“太息日:‘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项羽本纪》中记项羽观秦始皇巡行时言:“彼可取而代也!”;《高祖本纪》中记刘邦服役到咸阳,见秦始皇出行时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的话表现出虽身居低贱,而志在高远;项羽的话大志中包含一种刚毅的霸王气质;刘邦的话则多野心贪欲之味,各具特色。
  根据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和自身特点,客观地描绘人物的心理,大约始于《左传》。不过,这种情况在《左传》中还少,因为它还是在记事。到了《史记》情况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笔墨在写人,所以描述人物心理神情的情况就大大增加了。如《陈涉世家》写陈涉问卜一段:卜者知其意,日:“足下事皆成,然卜之鬼乎”陈涉日:“此教我先威众耳。”把人物心态描绘得生动传神,给人一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然而,设计语言或描绘心态,是否全凭主观愿望想写就写呢?当然不是,这要由历史事实决定,特别是写近现代人物传记,有条件弄清楚的史实一定要下大功夫弄清楚,不能杜撰,假如与史实相左,写得再好,也不可取。某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言李大钊在北洋奉系军阀政府的绞架下,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讲词设计得较好,与人物的品性也相称,遗憾的是历史上根本未曾有过的演讲,在这里便成了无本之木。如此写小说尚可,写史学范畴的人物传,就失去其真实性了。

  二、围绕传主性格,选择大事,描写细节

  写好史传人物,应立足于历史事实,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如何在坚持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利用史料塑造人物呢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曾说过这样的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录。”张良作为刘邦的重要谋臣,平时对刘邦谈论的事一定很多,但凡是与天下存亡无关的言行,皆舍弃不录。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选择材料的一项总原则。任何一个人,其生平活动总是很多的,在写人物传记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写到传记中去,主要应该选择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言行,只需能够表现出他的重要业绩和性格特征就可以了。相反,如果有闻必录,巨细不分,反而会模糊人们对传主的基本认识。因此,严格地取舍材料,是能否成功地写好一篇人物传记的关键。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就十分精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以《项羽本纪》为例。作者主要抓住了项羽生平3件大事: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和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其勇,鸿门之宴写其失,垓下之围写其悲。作者正是抓住了项羽兴败存亡的3件大事,生动、淋漓地展示了项羽这一传奇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这一英雄人物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他身上某些弱点的批判。
  用重要的社会活动、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固然重要,但也并非抓此一点不及其余。传主生平的一些细节甚至琐事、小事在写传时也应给予注意,因为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材料,如果运用恰当可有助于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在《项羽本纪》中,作者一开始就描写了项羽这样两件事: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日:“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日:“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日:“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这两段描写,并不能说是项羽生平中的主要事件,但作者还是较细致地写了它们,因为这对读者了解项羽的性格是有益的。从项羽同项梁的几句对话中,充分展现了其粗犷、不羁的性格和少年时代即已具有的奇异不凡的抱负(这与某些传记中“‘哇哇’落地时,就在心中埋下了深深的爱和恨”的圣哲式描写是不同的)。还从对他的身材、臂力,以及年少时就威慑乡里的描写中,依稀透露出后来西楚霸王的影子;再如《左传》,在刻画人物、记叙重大历史事件时,也十分注意形象的细节描写。这是《左传》成为可与《史记》相媲美的史学、文学的“合璧之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细节描写不完全等同于后世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绘,它仅是在特别能表现人物事件中的关键之处作画龙点睛的描写,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展示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僖公三十三年的秦晋之战,写晋襄公听从嫡母文赢的话,错误地释放战役中俘获的秦国之帅,放虎归山,晋主帅先轸闻知后的表现:“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先轸怒而忘记君臣之礼,“不顾而唾”,仅四字的细节刻画,便逼真地写出了先轸的盛怒。然而,这一细节的功用远不止于此,作者还使这一细节成为先轸的命运和结局的伏笔。就在这年八月晋对白狄的战役中,有这样的记载:“狄伐晋,……先轸日:匹夫逞志于君(指‘不顾而唾’),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人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把前后文字连贯起来,就能体味出这一细节描绘决非等闲之笔。它不仅展示了人物的精神风貌,而且还交待了先轸的死因,突出表现了先轸为维护君臣礼法而死的刚烈性格。正因为作者选择的是与人物命运攸关的、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的细节,故而即使是人物的一个动作,一种神态,甚至一颦一笑,也能深刻地展示人物的神态风姿,使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与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谐完美地统一起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传记之于人物写大事,不遗漏人物的主要事迹,但常常也有选择地写某些‘小事”,这对写历史、写大事记来说,或许并非必要,但对塑造人物来说,却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个性更为鲜明。特别是有些细节,更有助于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发展史。

  三、围绕传主的本质与核心,合理取舍材料

  人物传记的教化功能,要求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要求我们为人物作传不只是一般记叙传主的事迹,而是要努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来。为此,我们强调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但这是否就意味着重视人物形象化,而忽视把握人物的历史全貌或本色呢?当然不是。在塑造传主形象的时候,首先应是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求得对所写人物的思想、性格、本色有一个总体明确的认识,然后才是对史料的剪裁取舍、穿插安置,以求突出其主要特点,写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史,使其成为个性鲜明的雕塑。在这里,《史记》中处理史料的某些不足可以从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借鉴。在《史记》中,司马迁花了不少笔墨为魏公子信陵君写了篇《魏公子列传》。为什么要为信陵君立传呢?这是因为作者欣赏信陵君“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的品德,因此他在传中突出地表现了信陵君的“仁而下士”和侯赢等人的“士为知己者死”。这如果作为一篇小说来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作为一个支撑魏国的残破江山、又曾率五国之兵阻抑强秦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我们从作品中完全看不出与此相应的气魄胆识,而看到的只是一个心软面慈、平庸无能的世俗贵族。《史记》中类似这种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篇章,有的只接触了人物的一些重要方面,不能反映人物的全貌;有的则仅是反映了一些枝节片断,根本不能体现人物的本质。如《管晏列传》,只给管氏、晏子每人写了两件小事,通过这几件小事表现作者自己所理想的一种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关系准则及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某些品质。至于这两位春秋时代齐国大政治家的生平始末,在传记中一点也看不到。因此,刘知几攻驳《史记》说:“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兹著述,未睹其义。”梁启超也说这篇传记是“走偏锋”,说这里所写的事情,对于这两个大政治家“太不关痛痒”,这是有道理的。另外,材料的取舍还应注意其与当时历史、社会的联系。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一部比较注重文学性的历史著作。但是,《晋书》从问世的千余年来,既没有人说它是好的文学,也没有人说它是好的史书。因为它是一种残丛小语、奇闻轶事的堆砌。和《史记》对比一下,《史记》所着意描绘的是惊天动地的斗争,是气势宏阔的事件,是激昂慷慨的人物,是悲凉壮烈的场面,而《晋书》所致力描写的则是一种琐碎的日常生活,是一些人物隽逸飘洒的情态,诸如姿容、谈吐、饮酒、服药、放荡、弃世等等,这些自然是社会风气的一个方面,但却不是重大历史变革的本质与核心部分。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它“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是直稗官之体,安得曰史传乎”这是由作者的历史观、审美观决定的。因此,在正确处理传记人物材料的同时,也应注意运用正确的历史观,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

  四、长于叙事,寓论其中

  在给人物写传的时候,不仅要秉承实录精神,对人物的生平活动从实记录,而且也应寄寓着自己的褒贬和爱憎感情。但是,作者的褒贬和爱憎不是主要靠发议论、作结语表现出来,而应该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作者的倾向性,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当然,对人物传记,我们并不排斥议论、抒情等表达方法。某些时候,这些还是不可缺少的达意手段,但写作时须谨慎,不可滥用。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给人物作传,而不是写抒情散文。在当今良好的修志环境中,作为史志工作者应该有一个写作理想,就是在受某些主客观条件制约的情况下,努力发挥个人的能动性,虚心借鉴古今人物传记的笔法得失,有意识地提高人物传记的感染力量,使人物传中的实录与塑造较好地融合起来,使人物传记成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血肉生活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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