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邮箱:
用户名
密码
   
志鉴论坛
当前位置: 首页>> 齐鲁方志>> 志鉴论坛
入志资料的优化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段祥泰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10-10 15:39:44

  一、认真考订资料,确保资料的真实性

  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曾经说过:“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编写一部志书,需要大量的历史和现实的资料。资料从表现形式来看,可分为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三种类别;从内容功用来看,可分为主题资料、背景资料和考证资料三大类别。资料由于来源广泛,数量庞大,其真实性不会都很可靠,可能有许多错误的、虚假的资料。比如:捏造的伪史、穿凿的假象、讹误的传说、误考的实物、错记的回忆等等。一般说来,我们所收集的资料,全真全假的比较少,真假掺杂的则比较多。因此,对于资料,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必须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真考订。
  考订资料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考订资料的基本证据有:书证、物证和人证。考订资料的基本方法有内考法、外考法、勘查法、理证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这里根据各地修志人员的实践经验,介绍几种考订资料的常用方法。
  (一)排比分析的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排比分析的方法即比较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将同一问题的各种资料进行相互对照和比较,发现矛盾,深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多方面求取证据进行考订。这种方法是核实、考订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采取这种方法,一般应掌握以下几个原则:档案资料和图书资料有矛盾,应以档案资料为准,内部资料和外部宣传资料有矛盾,应以内部资料为准;亲身经历者的资料和旁知者的资料有矛盾,应以亲身经历者的资料为准;当事主管人的资料和参与者的资料有矛盾,应以当事主管人的资料为准;距离事件时间、地点近者资料与远者资料有矛盾,应以近者为准;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有矛盾,应以第一手资料为准。青岛《邮电志》的同志在考订资料时就运用了这种方法。他们在考订青岛电报房建立年代时,遇到了四种不同的说法,最早的是1882年,最晚的是1893年。他们根据上述原则,最后确定以山东巡抚张曜给清政府奏折和批复的时间为准。
  但是,使用排比分析方法,要注意问题的复杂性,不能机械地搬用上述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淄博《煤炭志》的同志在考订资料的时候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在考订刘子久同志领导淄川碳矿失业团斗争的年代时,刘子久同志自己回忆是1927年,按照一般原则应以刘子久同志自己的回忆为准,但他们没有机械地按上述原则确定时间。他们考虑刘子久同志年事已高,实事求是地多方核证,最终确认刘子久同志是在1926年领导了这次斗争。
  寿光县志办的同志对考订资料有深刻的体会,他们提出了五个不要:一不要认为报刊上载的就全是对的;二不要认为权威说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三不要认为有鼻子有眼的就是真的;四不要先入为主;五不要从个人好恶出发。这是颇有见地的。
  (二)推理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根据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个人的学识判断是非的方法。这种方法难度较大,只有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才宜使用。这种方法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历史规律上鉴别,看资料是否合乎情况;一种是用日常生活常识鉴别,看资料是否合乎情理。吴晗教授曾提供过这样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在研究元末农民起义时,注意到一个农民领袖彭莹玉(又叫彭和尚)起义前夕曾到处串联,为发动起义做了许多工作,受到群众的爱戴。但是大起义爆发后,他却不见了。吴晗先生起初认为,大概因为他是和尚,出家人看破红尘,“功成身退”,又隐居修行去了。1948年吴晗在平山时曾和毛泽东同志谈到这个看法。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说:“这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革命领袖。他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不他是在斗争中牺牲了;要不他就是犯了错误,被群众抛弃了。”后来,吴晗先生为搞清这件事,查阅了大量资料。果然在江西省的一本县志上发现,彭莹玉是在进军江西,攻打这个县城时牺牲了。毛泽东同志当时并不熟悉彭莹玉的事迹和有关材料,但他却能根据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对彭莹玉的结局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这就是用历史规律鉴别资料的一个好例子。
  用日常生活常识也可以考订资料的真伪。今河南省南阳市和湖北省襄阳隆中一样,都有卧龙岗和诸葛亮故居。究竟哪里才真正是诸葛亮的故居呢?用推理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诸葛亮故居在南阳市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南阳市一带当时属宛县,又称宛城,归曹操管辖。诸葛亮当时已颇有名气,若隐居于此,曹操怎能放过他?刘备又怎敢到那里“三顾茅庐”?所以南阳之说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指的是南阳郡,当时隆中属邓县,邓县属南阳郡。因此,关于诸葛亮故居的两种说法应以湖北隆中之说为对。
  (三)联系比较的方法。一个材料孤立的看,确实难说它是真是假,但通过联系比较则可以发现问题。这种方法有局部和全部的联系比较、这一局部与另一局部的联系比较、先前情况和后续情况的联系比较、个别事物与该类事物一般规律的联系比较等等。下面举一个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的联系比较的例子:某县林业部门的资料反映,该县解放前夕森林面积数十万亩,现已增加到一百数十万亩,增加了1.25倍。可是,该县的气象部门的材料却反映,现在水灾增加了,同样的降水量过去不成灾,现在却成了灾。他们认为这是森林遭到破坏、蓄水节流能力大为降低所致。这样,森林面积增加1.25倍的资料就需要进一步核实,需要查清它是实地测量的结果还是造林面积的累计,计算成活率没有,减去遭破坏的面积没有。只有这样做了,资料才能真实。
  (四)科学实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和手段考订资料。旧社会,科学技术落后,许多资料记载欠准确,谬误相当多,因之,我们要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和手段来检验、考订旧资料。编写青岛《崂山志》的同志就自觉运用了这一方法。比如,崂山会仙山顶上有一铁锚,山周围悬崖峭壁,行人难以涉足,有人故弄玄虚搬运山顶的可能性不大。一些旧资料均记载,此锚乃古时行舟所遗,后崂山从海底隆起所显露。《崂山志》的同志利用现代科学成果,考察崂山形成于白垩纪,白垩纪在距今一亿三千五百万年至七千万年之间,那时哺乳动物刚刚出现,而铁器的出现才仅仅2000余年。因此他们认为会仙山之铁锚系古代行舟所遗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五)质疑分析的方法。对于到手的资料,要善于发现疑点,对资料的真实程度进行质疑分析,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考订。淄博市的修志同志自觉运用了这个方法。淄博《交通志》的同志在编写“廉士桥”的时候,有一位张星五老人提供了一份建桥资料,称“廉士桥是为纪念陈仲子而因名”,经考无误。但他还说:“陈仲子一生行医为生,因医术高明,名声扬外,楚庄王闻知,便聘以为相,而仲子出自爱国为民的抱负,辞三公徙于陵,辟履灌园。”他们对这个资料的疑点是:楚庄王与陈仲子是否同代人,他们的生卒年代又是否为同一时期?抓住这两个疑点,他们查对了《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和《中国历史纪年表》,得知这两个人相距近300年时间。楚庄王死了之后,绝不会再来齐国请陈仲子去做官。因此,张星五提供的资料显然是讹传。
  (六)实地考察的方法。有些人和事,口碑资料说不清,文献资料查不到,弄清史实只有实地考察。实地考察很容易发现文字记载和口碑资料的错误之处。因此实地考察是考订资料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成为千古美谈。1962年,郭沫若先生为校注《崖州志》,在海南岛爬上了200多米高的崖城南山岭的悬崖,实地考察了“海山奇观”“天崖”等几处名刻,纠正了《崖州志》中一些多年没有解决的讹误。
  (七)调查访问的方法。文字资料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有的资料本身就是作者有意虚构的;有的是作者利用了别人虚构的资料,以讹传讹;有的是作者仅凭道听途说,造成张冠李戴;有的资料仅是粗略的记载。这些不足,可以通过调查访问加以考订。例如,淄博市煤炭志办的同志从《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中看到关于1922年王尽美等在淄川马家庄“旧机器备算学校”内召开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的记载。对这个历史事件他们以前是知道的,但召开会议的地点并不清楚,也不知道淄川碳矿矿工曾成立过“旧机器备算学校”。为了弄清此事,他们到马家庄和矿区附近进行了四天的调查,走访了近千名了解情况的老工人。证实1920年前后,以淄川碳矿机器工人许鸿宾等为首,自发在淄川马家庄成立了淄川碳矿工人机器备算学校,1922年上半年停办。1922年6月王尽美、王用章等组织矿工多次在这里集会,并于6月25日在这里召开了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原来“旧机器备算学校”的“备”字是“图”字的误写,又因为在这里召开会议时该校已经停办,所以在“机器图算学校”前加了一个“旧”字。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这些方法很好,但我们的资料是“孤证”怎么办?怎样对待“孤证”呢?我们认为孤证并非绝对不能使用,特别是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有一条孤证总比没有好。但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与其他有关的可靠资料没有矛盾,二是内容合乎情理,三是使用时在提法上要留有余地。
  资料考订工作是一项非常繁重而又极其严肃的工作,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做好。只有披沙拣金,存真求实,确保资料的真实性,才能为志书的成书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精确选用资料,确保资料的“实用性”

  所谓资料的实用性,指的是资料自身的实用价值及其在编写志书中的利用率。按照一般的说法,资料在志书中的利用率为3~5%。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规定。比如武汉市公安志收集资料达1000余万字,而最后成志仅为20万字,其资料的利用率仅为5‰。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中,不乏那些事件完整、情节动人、故事性很强的资料。我们是编写志书,就必须考虑到志书本身的需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续修市志方案。从大的范围来讲,就必须遵循方案对各部分的要求来选用资料。胡乔木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讲到提高志书质量时说,要做到“一句话不多,一句话不少”。我个人的认识是,对于编志有实用价值的资料,必须做到竭泽而渔,要把资料尽可能的利用起来;而那些对编志无大实用价值的资料,则必须忍痛割爱,不要枉费精力。
  (一)选用具体确凿的资料。明代的刘鲁生曾经提出,一部好的志书,应该是“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他十分看重材料的详悉性,把它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三条标准之一,并置于首位,这是颇有见地的。材料要记载得详悉,对事件的基本要素应交代齐全,尽可能地具体确凿,切忌笼统、空泛。如某县志稿记述其圩场的产生,说是“土司时代就已经存在”。从唐代中叶到清代中叶都可以说是土司时代,这个时间概念就太模糊了。记述该县解放前的邮政状况则用“简陋”“投递很少”六个字来交代。这种以议论来代替情况的写法,谈不上什么科学性,更无法保证志书的实用性。材料要记载得具体确凿,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数字具有高度的严密性,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字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当今世界上许多学科都日益走向数学化,新编志书也应当向这个方向迈进。广西修志同志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就看出了这个问题。如广西贵县旧志记载道光十七年的水灾时是这样写的:“丁酉阴雨连绵,河水泛滥成灾,损伤禾稼。”该县民国三十一年的水灾则是这样记载的:“夏季水灾是30年来所未有,灾区达30个乡镇,受灾农田23.9万亩,农作损失八成以上,浸崩民房666间,灾民11万。”后一记载由于运用了统计数据,灾情记述就相当具体,科学性比前者那种笼统空泛的记载强多了。我们编修志书,如能充分利用有关部门各种数据和统计,情况反映得就能更准确、更科学。
  (二)选用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是关键性的资料,没有它,就不足以说明事物的性质、本质。比如,《玉山县志》《农业卷》第一章第一节《私有制》,为了说明“土地买卖的结果,县内土地大部分集中到大地主手中,……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失去土地,成了佃农”,编纂者根据民国二十五年的农户数字,绘制了一幅“各类农户比例图”。本来,图文结合更能生动地揭示玉山县土地高度集中的程度。可是正文和图中均只有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户的户数,而没有地主、富农的户数,也没有各阶层、各阶级的土地占有数。这份资料仅仅表现了三者之间的户数比例,虽然也能看到佃农数量约占一半的形势,但无法了解他们在全县总人口中的份量,更不能反映土地占有状况。这份资料在这里可以说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它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我们只有把三者和地主、富农的户口数、土地占有数相比较,才能揭露封建剥削关系的本质,揭露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极不合理性。
  这里也有成功的例子,萍乡市志《大事记》对大办钢铁是这样记述的:“1958年10月27日,中共南昌地委在萍乡召开钢铁生产‘战地会议’,组织全区协作,动员和组织萍乡、高安、新余、清江、分宜、进贤、安义、奉新、靖安等九个县20多万民工集中在萍乡打钢铁‘淮海战役’,炼出的生铁,百分之九十是烧结铁和炉渣。”后一句话揭露了全民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这种画龙点睛的写法,用一句话就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这条资料运用得很好。
  (三)选用反映事物规律的资料。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和内部联系的资料是反映事物规律的资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发生、发展、消亡的运动过程之中。各种资料都是运动中的事物瞬间静态的反映。如果我们按照事物演变的过程进行科学的排列,就可以对事物作动态的认识,掌握事物发展的变化,从中反映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志书要反映规律,关键在于精确选用能够反映事物规律的资料进行科学的排比。《如东县志》对“家兔”一节的记述就是这样一个好例子:“1938年,掘港镇一杜姓人家从沪购回4对美国大白兔,后又引进英系和法系安哥拉兔共繁殖30多只,主要供玩赏。以后掘港镇地区渐有饲养,但终因缺乏经验,饲养不当,几乎绝种。1949年,全县唯杜家养兔,计50多只。1953年,县土产公司开始收购家兔皮毛,养兔引起了重视,逐年发展为家庭副业。1955年,全县各地都有零星饲养,尤以街镇居民较多。到1957年末,全县家兔圈存量发展到20000余只,品种有白兔、安哥拉兔、荷兰兔等。1977年,从崇明等地引进日本大耳兔,全县掀起养兔热。次年,全县家兔圈存量越过10万只。此后因大耳兔繁殖率渐低,兔毛收购价格又未调整,全县家兔圈存量逐年减少。至1983年末仅有37278只。1984年初,推广西德长毛兔,并随着兔毛收购价格的提高,全县又掀起养兔热,年末家兔饲养量一下子回升到10万只以上。”这段记述是如东县近半个世纪的养兔始末。编纂者没有逐年累月地记流水帐,而是抓住了事物内在的初态、发展阶段、高潮阶段、低潮阶段、再高潮阶段几个重要环节,围绕着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选取了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几个资料,从而显示了这一事物的始末、盛衰、得失,又体现了发展变化的规律。
  (四)选用反映时代特点的资料。这类资料,首届修志主要是能够反映1840年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能体现当时的历史特点,记述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革及其相互关系,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反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届续志,主要是能够反映改革开放成就和巨大变化。续修市志的每一部分都应从自己的方位、角度精选资料,反映时代特点。反映时代特色不能用说教的方式、渲染的方法,而应用客观的真实资料说话。因此,科学地选用资料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例如,吉林省《医药志》编辑室的同志在写“农村医药供应”这一节时,首先试写仅仅选用了供应品种数量的资料,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吉林省药堂经营的医药品种约600~800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农村供销社经营的药品不过几十种;70年代也不过100种……。初稿形成后,编者意识到这样记述没有真实地反映时代特色。尽管从微观上看,所用数据均有据可查,但从客观上看,又是不准确的,没有从本质上如实反映农村医药供应的历史和现状的原貌。因此,他们在改写时,增加了农村各个历史时期医药销售量、人均用药水平等有关数据和药品价格的典型资料。修改稿较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点: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人均供药量几乎等于零。旧社会,尽管药堂经营医药品种不少,但除少数大地主和财主用药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苦农民没条件用药,也用不起药,只能“小病挺、大病抗、重病把命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买一支青霉素要用相当于三斗米的价格,一个普通农民若用20支青霉素,就要拿出一年的收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药品先后七次降价,多次组织药品下乡,每个乡都有药品供应点,现在一支青霉素0.26元,农村人均用药水平已达5.6元,相当于21支青霉素。显然,广大农民患病有条件用药,用得起药。这样,新旧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节在改写时选用了这些资料后,它就在自己的方位上反映了时代特色,从微观上印证了新旧社会的天壤之别,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五)选用反映地方特点的资料。地方志要反映地方特点,这是志界人士所共知的。但在编纂实践中,却多有相悖之处。地方特点,有人认为就是你有我无,你多我少,你大我小,你优我劣。其实,地方特点是个普遍性的概念,不能仅从某事物的有与无、多与少、大与小、优与劣来判断,它主要表现出共性中的个性、一般中的特殊。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不全面地反映共性。反映地方特点的资料能够体现本地特色,全面反映本地的长处与短处、优势与劣势,从而为制订发展本地战略规划,扬长避短,提供依据。如果不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适得其反。例如《威海市志》有关甲午之战的记载,本来威海卫之战仅是战争中的一个局部,志稿中却选用了“清代海军之建立”“出国买船”“天津阅兵”“山东半岛之驻军”等资料。这些资料与威海之战没有关系,相反,倒把威海之战的特点淹没在并非威海的资料之中。
  《内江市志·糖业编》的编写同志对选用反映地方特色的资料作了成功的尝试。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因为制糖工艺,糖酒、纸的特征属性是共性,就略,而内江在全国独创的“码头收购甘蔗方式”、誉满中外的蜜饯产品及其生产工艺是个性,当详;食糖实行“统购包销”属共性,当略,而“蔗糖价格、蔗糖结算方式”属个性,当详。总之,他们围绕志书的功用,详其个性、略其共性,突出了地方特点。
  (六)选用典型资料。典型,就是要具有代表性,记述事件,应当有典型的人物、活动、场面、结果。新编志书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人和事,把那些呆板的、机械的资料精选提炼,赋于生命。否则,有闻必录,记流水帐的志书,看似宏富详备,实则缺乏生机。确实具有代表性的堪称典型性的资料选用得好,不仅可以说明一般情况,而且还能增加志书的鲜明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东县志》中有成功的例子。在“纯作改间作”这个条目下是这样记述的:“从1965年开始,全县部分地区曾几次出现纯作粮棉田改粮棉夹种。1971年,夹种3万亩;1977年,夹种22万亩。改制后,棉花迟发,总棉桃虽多,但桃晚,桃小。同时由于粮棉夹种,地力消耗大,劳力紧张,病虫害严重,对粮棉生产都不利。因此,1978年以后,粮棉夹种面积逐步缩小。1980年后基本上恢复原来的纯作棉花。”这段记述,选用了五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年份的资料,仅用133个字,就把纯作改间作的兴衰、失败、因果记述得清清楚楚。
  (七)选用恰当的背景资料。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把握住主题资料与背景资料的关系。背景资料是为主题资料服务的,背景资料不可没有,否则主题资料表述的事物就不明确。但是,背景资料入志时,必须“删繁撷秀”,只要交待清楚就可以了。例如,威海市志《自然编》“旱灾”一节是这样记载的:“连续三年大旱,造成粮食严重减产,1980年减产1800万斤,1981年减产3700万斤;1982年减产2324万斤。”各自比谁减产?这里显然缺乏必要的背景资料,从而使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那么怎样才能恰当地运用背景资料呢?当然有许多种方式,这里仅举一个小例子。《内江市志·糖业编》在记述由于自然灾害和政策上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导致本市食糖产量大幅度减产时是这样写的:“1962年仅产糖0.16万吨,为历史上最低水平,本市每月人均供糖二两也不能满足,还调进古巴糖329吨”。最后一句话意在告诉读者0.16万吨这一数字的具体意义,以及蔗糖产量的减少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这个背景资料用得好。
  背景资料也有用得欠妥当的例子。如《胶州市志》《公安司法篇》的“治安”一节,有一个条目是改造“四类”分子,记述了自1959年开始确定监改对象,1956年的监改状况,1959年始定的“四类分子”,1963年重新审定,1977年对部分“四类分子”摘帽,1979年再次评审摘帽,1984年全部摘帽。这段记述,有点象记流水帐,没有从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上反映“四类分子”何以能从专政对象转变成劳动群众的内在因素。《概述》中有这么一段记述:“1958年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胶县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时期,人民公社运动刚刚结束,又掀起了大跃进运动。”这一背景资料是欠正确的。全国总的形势是先有了“大跃进”,后有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通常所说的“三面红旗”前后顺序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以说,“人民公社运动刚刚结束,又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的背景资料使用是不准确的。
  选用资料贵在“精”字。为了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我们即使在初稿形成之后,也要对资料进行必要的“剪裁”。否则,如以个人之偏爱,认为资料来之不易而不忍有所舍弃,那势必会造成浮材杂集、枝蔓丛生。

 

分享到:
0
上一篇:
下一篇:
热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