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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三舛”之我见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徐嘉涛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7-19 08:39:01
  古往今来,编史修志皆将一方一地之政治、军事、自然、文化等真实情况记载下来,载入史册,供后人借鉴。然而,今之有些志书在记述中,轻重不等地存在一个通病,亦称之“三舛”:解放前一团漆黑;解放后一片光明;三中全会后一帆风顺。这样的一点论、一分法、一个公式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宗旨。对此笔者略陈管见,供方志界同仁参考。
  “解放前一团漆黑”是不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必须尊重历史。志书是地方的百科全书,它的价值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的本来面目。人类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昨天到社会主义的今天,总是光明战胜黑暗,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翻开旧志书,不难看到历朝历代总有几个县令在任期间有所建树,他们在政治上或亲自私访断案,为民雪冤,或率民众抗御外敌,保家卫国;在经济上抗灾济民,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在文化上兴办教育,保护文物。福山于金天会九年(1131年)置县,至今有800余年历史,在封建时代曾经出过多名为百姓爱戴的县令。如明天顺年间,陕西兰州人段坚任福山县知县,“务致知而践其实,不以谀取誉,故能以儒术饰吏治。天顺三年,知福山县事,专务以德化民,翕然大变,有弦诵风,当时以文翁目之。六事既修,百废俱举。轮奂学官,甲于他邑”。又如程大模“雍正十一年莅县任,南堤为前令段坚所筑,保障城垣。嗣后渐残损,大模督筑,灌砌石,坚固异常,东堤亦同时倡筑,居民田园庐舍赖以保全。士民勒碣曰:‘程公堤’。西北官渠为奇泉下流自福山之麓北抵流子河,长一千三百丈,久已淤为平地。每逢大雨,田禾多受其害。大模复通之,于其旁各浚小渠,众洼之水或得疏泄,水患始平”。再如黄葆年,光绪二十三年莅县任,问民疾苦,好义急公。“丁酉春,曲家、权家山两起火,出廉倡捐,集干有馀仟,赈恤之。戊戌秋,暴风雨城垣倒数十堞,乃自出廉俸修筑,邑人德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事实不是就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吗?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体察民情,知百姓之苦,实属难能可贵。因此,我们不能把旧社会的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地一概看作漆黑一团,这是起码的志德。当然,我们不否认,旧社会从总体上看是黑暗的,这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我们修志工作者要尊重事实,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历史事实,不要人为地把解放前写成一团漆黑。
  “解放后一片光明”也是片面的。我们谁也不否认,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胜利,我们的志书应以大量的事实,记述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讴歌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但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还会存在着阴暗面,党的领导也有失误。就我们福山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11月,中共福山县委错误地开展“肃托运动”,当时怀疑打入反动军阀军政内部的共产党员于连易、李新民是“托派”分子,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送往北海地委社会部审查。后于连易、李新民被逼供承认自己是“托匪”,又假供逄鸣皋是福山“托派”负责人,王逸樵、孙茂甲、王振东是“托派”骨干,致使这些共产党员有的被残酷杀害,有的逃往外地,给福山党的建设和抗日斗争带来了很大损失。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4月,福山开展土改复查运动,在运动中一度放弃了领导,一切由雇农说了算,使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乱打、乱抓、乱杀现象比较普遍,全县在土改复查运动中杀了252人,其中一些人是不应该杀的;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比较严重,受侵犯的中农占户数的7.9%;侵犯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全县有14家民族工商业因清算而倒闭。类似上述失误,何止发生在福山一地,可是笔者翻阅了许多已出版的志书和未出版的初稿,均不见记载。我们《福山区志》初稿完成后,发现这两个问题,即作了补充,使历史的真面目记录在志书中。建国后,我们也不能把新社会说成是一片光明的,党在领导人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也走过弯路,也出现过失误。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本应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但是做了不少有悖于国情、省情、县情的错事。1958年,福山为了大炼钢铁,砸锅卖铁,砸衣柜、扒坟墓棺材板作烧材炼铁。农业上就奉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下千斤种,难打万斤粮”的错误思想,一味蛮干,结果得到的却是荒年,“大跃进”确实给我国带来了很大损失。我们修志工作者就应该面对现实,全面调查本地大跃进时工业、农业的冒进情况,真实地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让后世子孙借鉴。“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重大内乱,党和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广大人民深受其害。我们翻阅了许多已出版的志书,“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寥寥无几。前几年,志界倡导政治运动的记述宜粗不宜细,所以有的志书只在《大事记》里出现,有的三言两语,一笔带过,甚至有的粗到看不见的地步,使这段历史被曲笔所埋没。近两年有的人又主张立政治运动专章,或者设“文化大革命”志。笔者认为,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皆不可取。“宜粗不宜细”这是个总原则,粗并不是不根据本地情况,实事求是,该粗则粗,该细则细,不搞一刀切。设“文化大革命”专编不必要,因为一地一域反映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只能反映“文化大革命”局部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各方面的损失程度有所不同。志书只须在各方面专志中把“文化大革命”危害较大的历史事实记述下来,让后代引以为戒就可以了。邓小平同志对1957年到1978年这20年有过精辟的论断:“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整整20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2页)。我们的志书,就是要按照邓小平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建设新社会的失误记述下来,使后人得以鉴戒。
  “三中全会后一帆风顺”是不完全正确的。诚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给祖国大地带来了生机,农村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不断增多,生活越来越好。工业上实行租赁承包后也有了新的起色。但必须看到,前进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就说我们烟台,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正之风盛行,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愈演愈烈,有的惹起民愤,被绳之以法。另外,实行承包以后,农村出现了“各人顾各人”的现象,农民不想种粮,地里多数栽上了果树,还有的种植草莓等,有的农户竟然连一垄小麦、一棵玉米也不种。再是乱占滥用大量的土地,使得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就拿福山区来说,1977年全县有944眼机井,到1985年报废者甚多,可利用的不足60%。水库、塘坝的水资源,因渠道多被破坏,利用率很低。粮田面积由1977年的22.1万亩,下降到1987年的16万亩,下降27.6%,粮食总产量由1977年的22451万斤,降到1987年的16355万斤,下降了27.2%。这些事实说明,三中全会以后不是一切都好,一切都一帆风顺。农业上的失误是全局性的,是大政方针的问题,我们是一个8亿农民的大国,农民不种粮食怎么行?我们的粮食光靠进口怎么行?我们修志者一定要把农业的失误真实地记述下来,让今世后世记住这个教训。
  综上所述,笔者谈了志书之弊。有人会说,社会主义新方志,若记述失误,这不是给共产党抹黑吗?我意不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结论,中央承认有失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记?我们社会主义新方志,只有实事求是地记述,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具有存史、资政、教育作用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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