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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交叉点上的探索与尝试——评王汝涛长篇历史小说《巾帼藩王》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薛宁东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1-08-16 15:08:31


    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作家用艺术的笔触掀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明清交替时期的刀丛与鲜血、高尚与卑劣、正义与邪恶……
    独特的艺术框架
    历史是一个永恒的流程,历史文学以其艺术形式反映人类的昨天和前天,向来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众多的历史小说纷纷问世,王汝涛先生以他的长篇三部曲《偏安恨》、《翠谷义踪》、《翰墨人生》、《观世音传奇》等跨入了历史小说家的行列,受到文坛的注目。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巾帼藩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则以另一种视觉,即选择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交叉点,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血与火、恨与泪、欢欣和悲哀的历史画卷,反映了中华民族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明末清初,各阶级各阶层中各类人物的思想风貌,勾勒出在剧烈动荡的社会巨变中,他们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揭示了造成种种人物命运的历史必然性,具有一定的深度,值得仔细一读。
    历史的交叉点必定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而时间老人却总是对钟情于他的后人板起一副陌生的面孔,在他行进过的空间留下了众说纷纭的雾一般的事件、过程和人物。文学家要掀开历史的帷幕,描绘他的真实画面,首先要以历史的可靠性为依托,构建起一个艺术的框架,然后才能够切入历史,掀起帷幕。王汝涛经过多年的辛勤探索,终于在特定的历史层面上,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框架。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命运和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巾帼藩王》从清代顺治八年(1650)定南王孔有德的移藩桂林起笔,至康熙21年(1882)孔四贞在京削发为尼收束,跨时32年,把孔四贞大起大落的一生作为小说的纵向线索,而把明末清初大西农民起义领袖李定国的“两歼名王”和吴三桂挑起的“三藩之乱”及其平息,作为故事的发端和终极。这一历史交叉点上的题材鲜为人涉足,王汝涛却化出一部34万字的长篇小说,值得让人佩服。
    正是由于上述艺术框架的独特性,作者凭此链接了当时关系着清王朝命运的各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上至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及八旗首领,下至草莽英雄、山野小民均有表现。而由于故事的重心放在南疆这片战火尚存的土地上,战争与人的普遍主题又一次得到了独特的展现,而那个时代的特定的风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不寻常的历史观照
    顺治八年,定南王孔有德踌躇满志的移藩桂林,决议开拓南疆。谁料,李定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南国特有的象阵为前锋攻破桂林。孔有德除女儿孔四贞儿子孔廷训外,全家举火自焚,他自己也自缢身亡。李定国的“一歼名王”,使定南府名存实亡,此事震惊朝野。清廷又派遣敬谨亲王尼堪率十万大军南下,要同李定国一拼死活。李定国却以逸待劳,早在蒸水北畔埋下兵马,又巧设计谋,使尼堪这位名重一时的清廷大臣死于非命。这就是李定国战史上的“两歼名王”。但是此时的李定国却在孙可望的迫害下不得不远去两广。孙可望逼走李定国,自立为王不成,在一败涂地之时竟然投降了洪承畴。至此明清交替之际的汉满两个民族的纷争基本结束。然而战火还在燃烧,作者遵循历史的本来面目,重点揭示了清廷内部的争斗。八旗子弟以其  骁勇的铁骑征服了明王朝,而这场民族的战争却发生在日后的一国之中,此类民族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曾屡见不鲜,这种历史现象引起史学界长期的争议。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于这种民族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做出恰当的评价,突出表现在对“三藩之乱”的艺术处理上。撤藩之举与吴三桂的反清,只能是清廷内部的纷争,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已经全然泯灭。可是由此引起的战争对人尤其是对孔四贞的影响是残酷的。就在这场战争中,她的丈夫与儿子被吴三桂杀死。历史酿成的苦酒,偏偏由她独自来品尝。这个生活在动乱中的女人,历史真实而冷酷地给她蒙上了一种传奇的色彩。而作者在展示这个人物的起伏的命运时,又虚构出于虎等一群大明遗民的形象,作为其审美理想的体现,从而透漏出作者的主体意识对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的关照。这里,南明王朝与清廷的最后抗争及其南明王朝的内部交哄,清廷内部的互相猜忌残杀及其一代明主的高明的自我调整,都纷呈于读者的面前。我们借作者揭开的历史帷幕,看到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固断和残忍,看到了李定国指挥若定的将军风度和穷途末路时的失意落魄,看到了吴三桂得意时的骄横意态和濒临覆灭时的狼狈卑劣,看到了洪承畴的权重西南的阴沉和张狂,自然也看到了于虎一群的民族使命感和顺乎潮流的思想转变。历史的交叉点上,涌动着极其丰厚的种种意识。它们或许是肤浅的,或许是深刻的,或许是瞬间的闪烁,或许长久的留存于历史,但他们毕竟是历史演过的一幕。对于这些,作者的理性批判又可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就给这部历史小说带来了一股反思的意绪,我们在认识历史的同时,也往往思考着历史本身。
    一个被战争挤扁了的女性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孔四贞了,如果把这个人物单单视为20余年历史的穿线人,而忽视其本身的美学价值,那肯定会失之偏颇。作为定南府格格的孔四贞,聪明伶俐,又自幼习武,自然不愁有一个锦绣前程。然而,战争使她成为李定国的阶下之囚,从此开始了她大起大落的不平凡的女性生活。因为她曾救过于继青一命,她被于家父子救出高墙。可是,年幼无知及格格本身的偏见,又使她自投罗网,沦为一个灶下婢而备受凌辱。二次被救,还是依靠于家父子。经历了一段人生坎坷,可以说,她多少喝到了一点“野狼”的乳汁,使她与处在社会底层的草莽英雄有了一段长长的友谊,直到终生。史料中的片言只语,被作者衍伸出一段曲折的故事,表现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相当有见地的历史见解。在于家父子的两次相助下,孔四贞终于回归定南府。这位一度落魄的格格作为主子出现在其奴仆线国安们面前时,又顿时身价百倍。因为根据清制,她必定是线国安们来日可依的长城,谋取本身的前程,须臾离不开这位格格。可是由于其父生前与明代降将、现任五省经略洪承畴的政治仇恨,使孔有德封赠之典屡屡受阻。最后还是在于虎等豪杰的帮助下,一路上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险,包括识破洪承畴的阴谋,终于扶柩归京。此时此刻,在离乱和动荡中长大的孔四贞开始成熟了。由于自己的切身利害和线国安、侧福晋等人的指点,她已经善于摆出一副哀戚的脸容,诉说父亲的忠烈、全家的不幸。实际上,她已经成为清廷内部一个政治集团的说客和代表。觐见皇太后时的谈话内容,虽然她守口如瓶,但日后的封赏完全可以说明已经达到了她预期的目的。继而,皇后宣她入宫,将她收为养女留在宫中。这时,她陷入了“当顺治之妃”与“承袭定南王”的思想矛盾中。她收敛起爽朗活泼的个性,“扮演着一个可怜的孤女和柔婉顺从的格格合二为一的角色”,却又做着彩虹般的皇妃梦,变得稳重谦逊。当得知粉碎她美丽梦幻的竟是董鄂妃时,她决然弃之转求承袭父业。清廷宫中角逐的结果,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藩王。奉皇太后懿旨,遵父亲生前之命,孔四贞与孙延龄完婚之后,宫里降下一道旨意:“和硕公主孔四贞,掌定南府事,在京遥制。”小说的主人公之所以称为“巾帼藩王”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此刻,孔四贞上升到了她人生的巅峰。凭着太后、皇上的器重、大臣们的宠爱,她一个年轻女子,统揽藩府大事,节制上万兵马。在清廷的内部斗争中,显示出她出色的政治才干。先是凭借她与皇太后的特殊关系,保护了线国安,继之,又暗中进言,除掉了孙可望。接着,与吴三桂暗中联合,使清廷撤去了洪承畴的五省经略职位。然而,她性格中乖戾专横的一面,又得到明显的暴露。权利欲的膨胀,好胜心的抬头,使她傲视一切,即使对丈夫也必欲置于平庸而后快。原来和谐美满的家庭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逼使孙延龄“自暴自弃,处处退让”,在家庭中,行韬晦之计:“我权且将计就计,……早晚有一天时机来到,再叫你们知道我孙延龄的厉害。”从京城移驻桂林之后,孔四贞发觉在架空丈夫的同时自己也大权旁落。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她只好低声下气的求助于孙延龄。孙延龄则坐收鱼翁之利,控制了定南府的一切实权,以至于孙延龄追随吴三桂反清时,这位显赫一时的巾帼藩王也不得不“夫唱妇随”,陷入“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两难境地。孙延龄暗通清廷,依偎于清廷与吴三桂之间,孔四贞无力保护,因而致使丈夫和爱子被吴三桂杀掉。孔四贞被这种贵族的高傲气质所主宰,在她失去一切政治的依傍之后,也就失去了一切,酿成自己的悲剧命运。而正是此时此刻的格格,又重新把于虎作为亲人,倾诉了她的不幸和愤懑。跌落在政治斗争尘埃里的女藩王一席推心置腹、情同兄妹的表白,可以看出她的心灵在某种程度又复归于“野狼之群”,“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穷途,促使她的心灵净化。在于虎的帮助下,她又一次返归京城,受到清廷的宽大。最后遁入空门,从此晨钟暮鼓,苦度余生。
    这就是历史交叉点上一位女性的遭遇和结局。在她身上,交织着高贵的公主与低贱的女婢、显赫的藩王与山野的小民、受恩宠的格格与叛将的遗孀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形成了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纵观其一生,刚毅泼辣又软弱无能、飞扬跋扈又委曲求全、单纯爽朗又善于伪装、工于心计又左右摇摆、智勇双全又随波逐流。集苦难于一身,聚大幸于一人,跌入波谷又浮向浪峰,最终坠向深渊。跌宕多变的时代造就这么一位人物,我们无须去追究她到底是一个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而作者对她的这种悲剧性格,从一开始就把握的恰到好处,伏线埋得很深,潜在的悲剧性几乎通过冷静的叙述语言和于虎一群的目光,不时的昭示给读者:孔四贞的确是一个被历史驱使
着的人物,一个被战争挤扁了的女性。她的起伏多变的命运及其性格流程,浓缩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而这个形象正是返观历史交叉点的一面镜子。在历史小说对战争与人的普遍主题的开掘中,这类人物形象似乎还是第一次出现。
    寻找历史归宿的众生相
    历史摇撼着人物,塑造着人物,战争碰击着人物,驱使着人物。两个朝代交叉点的历史是何等严峻和冷酷,每一个人物都接受着他们不可抗拒的命运。
    小说中占有很大篇幅的是于继青、于虎父子、商大叔、周叔乃至钟永等等,这是一群崛起于山野的豪杰,是集大明遗民、江湖侠客、草莽英雄于一体的群像。满清入侵,激发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因而“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支配着他们的一系列活动,本身又都是李定国的部下。他们的共性是:具有高潮的武艺、惊人的胆略、百折不挠的勇气、见义勇为的品格以及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是一群理想化了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蒙上了一层浓烈的传奇色彩。小说将这群人物与孔四贞大起大落的遭遇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孔四贞的救命者、保护人,同时却又是与孔四贞所代表的阶级相对立的一群人。纯真的人性、真挚的感情沟通了分属于两大阵营人物的心。作者通过这种特殊关系,对反清义士的活动做了进一步的刻画。末后,通过于虎之口表明了他们最后的思想归宿:“……今天这个康熙皇爷是个爱民的皇上,……顶难得的是他说了句普天之下永不加赋的话,就因为这句话,黎民百姓过了十来年舒心的日子”。这种适应历史潮流的选择,深刻地写出了归根结蒂他们是一群要个好皇帝的宗法制农民。而在对武侠的描写中,这种写法显然高人一筹,从而透露出了若干历史的亮点,使整部作品增加了深沉的色彩。
    同样是寻找最后的归宿,吴三桂却完全背道而驰。小说截取了吴三桂一生最后的片断,做了生动的描述。吴三桂在为清廷平定天下后,已经预感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的反运势不可免地要降临他的头上,康熙皇上的撤藩是固断的,吴三桂凭其实力不甘就范,于是爆发了“三藩之乱”。在情急之中,吴三桂举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作为出师的借口。由这位引清兵入关的奸臣来抗这面大旗,再加一篇谎言十足、鬼也难信的檄文,事情就滑稽得可以。他居然还亲率官员,身着明朝素冠,在他亲手逼死永历帝的“逼死坡”上,煞有介事的大事祭奠,显得其导演的丑剧是多么的荒谬。作者依照历史的真实,写出了他无可奈何举兵反清的彷徨、孤独又多少带点迷惘的心态,困兽犹斗,终为清廷肉俎,这就是吴三桂的必然归宿。从而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历史进程的残酷性和必然性。
    此外,李定国的忠心不二、洪承畴的老谋深算、皇太后的深沉、康熙帝的固断,都写得比较成功。限于篇幅,不多赘述。
    结语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它的困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文坛注目的则是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和低层次的消遣要求的矛盾,骚扰着中国的文学界。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已经泾渭分明,但致力于两者结合的作者还寥若晨星。而王汝涛先生在他的《偏安恨》中,对于这两者的交融已初露端倪,《翠谷义踪》中则偏于后者。《巾帼藩王》似乎是着意为之,是二者尽量融合。但是,到底是否成功,我们实在难下断语。其中,于虎一群虚构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武林高手,他们的活动单独描述出来,会是一本使读者趣味盎然的武侠小说。但是放在历史小说中,使读者感到冲淡了历史的严肃性,或者因他们超人的武功而带来的战无不胜的情节会感到失去生活真实的依托。这里实际上是产生了写实与虚构的矛盾。如果不改变武侠小说的基本格局,这类通俗文学形式似乎很难化进历史小说。两种小说形式的扭结,只能作为一种艺术探索和尝试,这种探索无疑是艰辛的,但它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王汝涛先生长于古籍整理,尤擅历史小说。在他的作品中,凭借深厚扎实的创作功力,善于把文史兼通的丰富经验结合起来,以史实为准,以文献为据,精心剖析,独辟蹊径,打破陈俗之语,敢为一家之言,相信作者会取得成功。

(本文发表于1988年第2期《沂蒙山》杂志,为纪念王汝涛先生逝世两周年,重新略做整理)
201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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