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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圣事迹传千秋——评王汝涛传记历史小说《王羲之》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薛宁东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1-08-24 11:28:49

 


 

   1600多年以来,被公认为代表中华书法高峰的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一直是历代美学家、书法家们的研究热点,只可惜,喜欢谈论他的字的人是非常之多,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就比较地少,至于对王羲之本人进行深入研究的,那就更少了。除了散见在古代的一些史书、文献,今之学人论文和民间的一些传说中的部分及片段资料外,作为了解他本人一生的正式传记在国内一直没有出现,从而使这位给后人留下大量艺术作品的中华书圣,其本人在后人心目中却没有一个鲜明的形象。
    我们需要一本翔实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王羲之的传记,特别是在中国艺术大放光彩的今天,中国书法艺术深深影响了东亚各国,都在认真的对中国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进行深入的研究,作为书圣的母国,更有义务撰写这样一本传记。
    然而撰写这样一本传记,又确实存在着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因为包括《晋书•王羲之传》、《世说新语》等书中的文献材料,实在太零散了,其中又留存着许多难以说清的疑窦和空白。比方说,王羲之的家世、历官、晚年的归宿以致他的整体性格,史料记载中多有矛盾,并没有给人一个准确的答复。还有,作为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他的成功之谜究竟在哪里,他的书法艺术特点是什么,他在中国历史上、书法艺术史上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地位等等,都没有定论。值得庆幸的是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了传记小说《王羲之》一书,作者王汝涛教授以这部26万字的作品,填补了历史学家、艺术史家留下的一个空白点。
    笔者有幸,两次先期读到了这本书。一次读的是原稿,一次读的是清样,清样还是读了两遍。老实说,三遍阅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头一遍读完后,我感受到这部书作为小说有些沉闷,不够吸引人,里面谈历史、谈书法专门知识的篇章太多了一些。我当时就想,一个为了消闲,为了八小时工作之外换换脑筋而读书的人,是不会喜欢的。不过我还是从读这一遍中获得了一些知识,也初步了解了他的书法造诣,开始对这个人物有了较深的敬意。说来也惭愧,曾长期生活在书圣的故乡,我过去对王羲之知道的太少了。
    读了第二遍,我渐渐感到,学海是这么广阔,真是“学到老,学不了”、“学然后知不足”。而又升起了一股想在学海中泛舟,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一番钻研的愿望。这时我又读了一些有关王羲之的原始资料和文献。将这些资料文献与《王羲之》比较了一下之后,我发现原始资料的空白点如王羲之本传中缺失的一部分历官和经历,王汝涛教授都予填补上了,不同记载中王羲之性格上的矛盾,作者通过自己的记述都予以解决了。书中加了很多注释,现在我知道了这些字数不多的注释中,凝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注释扩大一些,便可以成为一篇学术论文。这些注释正是作者用以说明是根据哪些内容或通过怎样的判断才得以补缀上那些空白,解决了那些矛盾的。这不但是我对王羲之的理解更深了一步,也使我学到了一些学术研究的方法。这时我对这本书改变了看法,我认为我所读的是一本学术著作,一本文学性的学术著作。
    读完第三遍,我又悟到了一些深层的东西,我懂得了作者在前言中的两句话:“知我者其唯《王羲之》乎,罪我者其唯《王羲之》乎”的真正含义。我认为,作者所追求的不但是排比王羲之的有关资料,补其缺失,把他的一生完整地介绍给读者,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作者企图探讨贯穿着王羲之一生的,或者说使王羲之的书法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鞭策着他?古代勤奋的习书者多矣,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达到他的水平?我明白了,作者要塑造的是一个有精神力量的,有血有肉的王羲之。作者从王羲之幼年“孤臣孽子”的经历中找到了他从劳动人民中汲取力量的途径,这种力量使得他在2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一直未忘记为民请命,成为一个清官(循吏)。当他政治上受到排挤时,又是这种力量支持他向另一个方向,书法上的自我完善发展,使他精神上获得升华,艺术上获得飞跃,终于成为人们千年敬仰的“书圣”。也许历史上的王羲之未必这样完整无缺。但是我喜欢这个王羲之,也理解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用意:作者是有意在古代人习艺(也与治学相通)方面树立这样一个榜样,以激励今日的青年。这一遍读后,我感到至少自己受到王羲之形象的鼓舞,想做一些有益的事。这时我真的喜爱这本书了。
 


 

    王汝涛教授首先是一个学者,其次是一个作家,他是全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王羲之》首先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人物传记,其次是一部文学作品,要谈此书的特点,应当从这两个方面谈起。这里先论作为人物传记的王羲之。
    作者在《后记》中说,“资料太少,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争议,家世及他的历官,万年的归宿都有空白点,传世的他的大量书札有不少难解之处,这些书札又没有编年,不了解写作背景很难引用。”“除了上述那些身世的疑点及空白点外,对这个人物的整体性格,也时有互相矛盾的说法。”下面作者列举了现有资料中三个矛盾之处。作者写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目的大约不是在叫苦和宣扬自己写这部书的难度有多大,而是证明,在写书以前,作者就已经占有和熟悉了资料,有了个统摄全局的构思考虑。人们都知道,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也就是问题被解决的开始。果然,作者通过逐项解决他所提出的那些困难,使本书展现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按年代先后排列的、中间毫无空白的传记人物的一生,这就能使任何一个层次的读者,都能印象深刻的知道王羲之一生的主要经历。对王羲之有个整体的认识,对写作客体的全局观点,应该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全书的总体构架是十分匀称的。第一章《故乡童年》不仅写了王羲之出生的传奇性的说法,还不厌其烦的写了他的家乡和他的显赫的家族,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那个重士族的时代里,王羲之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都离不开“琅琊王氏”这个特定的集体。这个家族从西晋开始,赫赫扬扬,直到隋唐时代才逐渐消失了其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影响力。不了解王氏家族,就无法真正了解王羲之。同时不了解琅琊临沂这个地方,也就无法了解“琅琊王氏”名族的形成及南迁的必然命运。刚一接触此书,也许会觉得这一章是多余的或至少一部分是多余的。但当读完全书后再回头读这一章时,就会感到其背景介绍(也就是说故事在一个什么时代什么场景中展开)的必要性了。
    第二章《动荡的少年时代》,着重写了三件事:永嘉年间的举族南迁及王旷北援并州兵败投降给王氏第四房(王正一房)带来的厄运和王羲之对书法爱好习惯的形成。这是影响王羲之一生的三件大事。因此读这一章,使人如同觉得在读《红楼梦》中的第五回,特别是王旷的兵败投降,就如金陵十二钗的正副册一样,一直笼罩住王羲之的一生。
    第三章《镜花姻缘》中有关宋官奴与王羲之之间的纯真爱情悲剧,据作者说完全是虚构的,甚至作者曾一度打算删去这条副线。但我却偏爱这一章,感觉虚构官奴这个人物正见出一个作家的匠心。这个人物不但丰富了王羲之的童年,而且给以后的构架造成了很大的方便。因为官奴实际一直影响着王羲之,直到晚年。作者给王羲之为官时关怀民隐和弃官后以全部身心投入艺术找到了一个动力。诚然,今之读者也许认为一生受一个女子的影响说明王羲之思想境界不高,不值得称道。但作者说了,他有意识地写一下古代东方式心心相印终难成双的爱情。中国古代有些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是能终身受这种爱情悲剧影响的。如陆游与唐琬离异之后,到了84岁还写出了“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样感情真挚的诗,便是证明。我认为作者虚构了宋官奴这个人物和镜花姻缘这个悲剧乃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第四章《婚与宦》第五章《清醒的政治家》可以说是描述王羲之大半生政治生涯的“正传”。作者在这两章里精心地考证并排列出他历任职官的时间、背景、任官的政绩,去官的原因。脉络清楚,井然有序,体现出传记文学的特点。而且不仅这些,作者还通过对东晋初年的大事件:元帝登基,王敦、苏峻叛变,王导、庾亮、庾翼、褚裒、蔡谟、司马昱、殷浩、桓温交替执政的描写,使读者对江南小朝廷30余年的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当然这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些篇章却又是了解王羲之所不可少的。它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也是一种极为经济的笔法。
    第六章《升华----中华书圣》。看来是作者最著力写的一章,通过这一章,作者有意识地总结王羲之的一生,探讨他书法艺术达到的高度以及他是怎样达到这一高度的。应该说,这一章是全书的灵魂,作者忠实地写出了传记主人公的精神面貌,本章最能表现出这一点。还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一种探索精神,他想探索书圣王羲之与历代书法家例如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有何不同。作者借王羲之与天台丈人梦中一段对话,“人欲求一艺之精,必须用上全部精力,毕生不懈,方能望其有成。”借以表达自己探索的结果,也许这里有着作者对自己学术事业探索的影子吧。
    最后一章《余韵》写出了王羲之书法在历代不同的评价,而着重以赚兰亭的故事表现了其被“书痴”们重视的程度,这对了解王羲之的历史地位十分必要,余韵并不是多余的。
    从对全书构架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全书的整体构想,也可以从中看出此书的深度和广度,我想这是第二个特点。
    作者曾列举了资料不足的困难,读完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列举的那些困难都被作者一一克服。办法是缺者补之,误者正之,矛盾者裁定之。当然作者不是凭臆想信笔写去以解决困难的,而是以治学的严谨态度和精确的科学考证解决了这些困难。举几个例子:1、作者花了大量精力,考证王旷投降刘聪这件事,为了怕小说说明不了问题,还特别在书后附了一篇万字的论文。这个问题一解决,全书的主线就凸现出来,好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全解释通了。2、王羲之为什么不接受王导的举荐而愿意入庾亮幕中?作者通过官奴被掠,羲之母子的对话做铺垫,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王羲之的心态。3、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时间是很难考出的,作者为此排出了庾亮死后历任江州刺史诸人的出任时间表,作了比较合理的推断,这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作者不嫌繁难,一丝不苟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4、《兰亭序》及兰亭诗中表现的哲学思想是很复杂的。作者为了表明王羲之在玄谈盛行的时代,不欣赏庄子的思想,用王羲之梦中与官奴的对话,剖析了羲之的观点。这一大段写得很细,可以说是“析理于毫芒之间”。近来不少小说中爱大谈哲理,但象作者这样认真对待哲理却是很少见的。综上所述,如果解开文学作品的外壳,说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可以的。重读作者的《后记》,对于下述几句话,又做了进一步的理解。作者说“又做了独立的研究,并且有了一个对于这个人物长时间的思量和探讨向我显示的……结果沿着自己觅得的线索写了下去,我终于写出了一部有自己独特观点的传记小说《王羲之》。”是的,独特观点,这便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下面谈谈作为文学作品的《王羲之》。
    我认为要写好一部传记小说,不应光着眼于可读性,还要体现传记小说的特点。传记小说的特点是什么呢?依照中国的传统,例如《史记》中的优秀传记《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等,多是通过许多带有特征性的、生动的细节描写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例如项羽对秦始皇的评价“彼可取而代之“。鸿门会上范增三举玉玦而项羽不忍杀刘邦和从垓下逃出后,穷途末路仍能打败汉追兵,以表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信陵君对侯赢的“执辔愈恭”,侯赢不同意赴秦军时信陵君的反躬自问,夺了晋鄙兵马后而向北自刎等等,这些自然都是细节,然而去掉这些细节所要写的人物就索然没有生气了。本书中,作者摄取了许多细节,写出了一些生动的场面。例如郗鉴与庾冰在合肥的秘密会见(164 --167页)、东床坦腹(174 --175页)、羲之与官奴在冶城的会面(249—252页)、羲之观看官奴遗物(261—262页)、萧翼与辩才辩论王羲之诸帖的真伪(330—335页)这几处,全部起到了丰富人物性格的作用,写得也都非常感人。这些可以看出作者善于继承传统,读史记文学而真有所得。
    细节不是可以随意编造、呼之即来的。它必须是只有所写的那个特定环境才能发生的事。最近,常见一种现象,以传人物为主旨的电视连续剧里,不少场面都似曾相识,仔细一想,大多是彼此抄袭的。《王羲之》这部书里就没有这种从电影电视剧中找“生活”的雷同之笔,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
    第二,我感到作者写书之时,是有一股创作激情的。几次读后记,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对临沂地区、对王羲之其人那种深厚的感情。作者说:“我知道,我这个决定乃是加于自身的一个极严峻极困难的任务。以我现有的水平,未必能将他完成的很好,但是由于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原因(指作者长期居住于临沂地区及对王羲之的热爱),使我甘愿挑起这副重担。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这一部分,当我最后回顾一生功过时,将会以未曾虚度而感到安慰。”目前的一股风气,有的人写小说为了成名,有的人写小说为了挣稿费,顺便说一句,在目前出版难的情况下,作者写这部书没有得到分文的稿费,有的人单纯为了挤入作家的行列。而教授这样67岁的高龄,仅仅是为了给这一地区、给后代留下一点有益的东西而写作,是很罕见的,也是非常令人钦敬的。
    创作热情到底能否鼓舞着作者,使他写出一部好书来?这一点,似乎在文学评论界中还有着争议。有人认为,只有当作者极度冷静的时候才能写出好书来,但是我以为王汝涛教授对《王羲之》的创作热情,已不仅仅是“创作欲”的冲动,而是升华到一个忠实的文学家的高度责任感了。后记的最后一句,作者说:“仅以此书献给我所热爱的,在那里生活了垂四十年的山东临沂地区”,这句话著实令人感动。至少我这个也是在临沂地区生活了多年的人是深深地感动了。我想请允许我借这篇短文向这位老人表示由衷的敬佩之情。
    第三,谈一下人物塑造问题。“文学是人学”。一部好的小说成功与否,主要看他塑造的主要人物是否能够站得住。王羲之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呢?在这里先不谈典型人物问题,只谈作者所塑造的是否算得一个带有两晋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属于那个时代的形象。
    首先,王羲之的形象在全书中是统一的,他的性格的成长是有轨迹可寻的,他因父亲投降异族,在大家族中受到歧视,这形成了他孤傲、沉默寡言、默默地观察一切、对代表族权的王导不合作(后来发展到反抗)、孝母、寄情于书法的内向性格,长大后的王羲之所言所行,是幼年时期形成这种性格的发展。作者所写的他的一生,很少有违反这些性格特征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有过迷茫,也有过软弱,包括晚年一度出现的服用寒食散和避世打算,但这不是说他的性格分裂了,只是表现人的性格复杂的一面。因为作者注意了主要人物性格的完整,所以,我们读到主人公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的语言和行动,都感知那是可以理解的,不显得兀突,不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其次,书中的王羲之是否是生活在那一个时代中的人呢?现在的历史小说,有两个偏向:一是对人物拔高,使人感到不象是生活在那一个时代的人物。二是使古人现代化,不但古人满口现代词汇,其思想感情也都宛然一个现代人。本书中的王羲之没有落入这种窠臼。首先作者忠实地描写了琅琊王氏家族这个大集体,又忠实地写出西晋末、东晋初那个朝政昏庸,社会动乱,帝王互相残杀,为官者庸碌懒惰,士人清谈,武官做乱,刻剥惨重,民不聊生的大时代来。王羲之的一生没有超越了那个时代。即使他的积极用世,想反抗败坏了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现状,也是只能发生于那个时代的“反抗”,绝非后来的变法与革命。他诚然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但也只是从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他既与房玄龄、魏征不同,又与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甚至海瑞不同。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作者塑造的人物是站得住的。而作为传记小说,《王羲之》也具有较优秀的传记的特色。
    四、关于王羲之传记小说的语言。一部小说,要语言流畅,用词精确;叙述语言条理清楚,意义明确;描写性语言词语优美、形象,人物语言符合所写的那个时代的口语及个性化。如果是历史小说,必须有时代的语言特点,这是对一部小说在语言要素方面起码的要求,《王羲之》的语言就符合这个特点。王教授长期在语言文学专业及历史专业教课,语言运用方面有很好的修养。他早年善写新诗,晚年又写旧诗并填得一手好词,因此他的小说在语言流畅、用词精确方面表现出了深厚的功力。
    好的文学作品,有个语言风格问题。就是说作者要形成并保持自己独有的语言风格。教授多年来一直追求这种境界。例如他的《偏安恨》用了很多《水浒》式的语言,《翠谷义踪》因为写的是川中的事,人物对话的四川味儿特别明显。《巾帼藩王》女主角孔四贞是汉军旗人,语言又几乎是纯“京片子”。《王羲之》的这些特色不如以上几部书突出,然而在称呼上,“府主”、“使君”、“掾属”、“阿母”、“郎君”、“大王”等词汇,几乎都是南朝那个时代文人谈话中特有的语言,行文亦有魏晋时期特有的简洁风味。举一个例子,宋官奴临死时留给王羲之的小柬写道:
    “永和戍申,重阳后一日,独登冶城,有所遇。折花寄情,室远人 迩,旧乡渺然,忧伤以终老耳”
    这多么象六朝时人的书帖。书中引用了些诗如《凤求凰》、《上邪》及《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也不脱离那个时代的特色。于此看出作者语言文字的功力。
    我感到,教授在今年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种冷隽幽默的文字风格,在这本书中也时有表现。例如记载王羲之书《兰亭序》之后,作者这样写道:
    “写罢,伴随着他踯笔的动作,一片赞叹声随之而起。羲之仔细听了一听,赞叹地全是他的书法,没有一个赞叹或评价他的文字的。他那重笔点出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二句,并无一人和他一样临文嗟悼。后之贤者,是否‘有感于斯文’,还在未定之天,但今之贤者,可确是没有一人与他心心相印的有感于斯文。”
    只是似乎这种风格仍在探索之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当然,这个看法不一定准确,算是供教授参考吧。
 


 

    下面谈一下作品的不足之处。
    1、无论怎么说,比较起来,在作者的几部书中还是,这部书的可读性为最差。当然写一个艺术家的传记,不是战争小说或言情小说,沉闷一些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这里我想说的是,以作者的功力还是可以写的更生动一些。例如,东床坦腹,兰亭集会等还是写得好的,比较起来,南楼之会,羲之晚年生活的那部分就写得不那么生动,更多的推敲,再改写两次,也许会比今天见到的书写得更好一些吧。
    2、王羲之固然有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但是他的复杂性格以及他内心思想的斗争,性格自我完善写的太简单化了一些。例如,他那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思想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作者虽然写了他孤臣孽子的处境,宋官奴的激励劝告,但是只凭这些还都不足以使他形成这个重大决定的。不是说上述两者都不是动力,而是说作者没有把他内心的考虑与权衡,包括伴随着的剧烈的思想斗争写出来。又如:他晚年从政治失意转向归隐服食,又是怎样从消极形成精神上升华的?作者确实用心写了这种转变,但仍觉得写得单薄了些,说服力不够强。
    3、书中以第三者的叙述介绍背景多了一些。通过情节的逐次展现以介绍这些做得不够。打个比喻,不少地方好象听一个导游在介绍旅游点,而不是听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在讲故事。
    4、传记文学该怎么写,作者似乎尚没有摸索到带规律性的东西。例如是否只有按编年的顺序从出生写到死,还是另外有一种构架。历史实有的事实,有些不那么重要的是否可以屏去不写,或改为半实半虚。总之,艺术表现手法显得单调了一些。莫非真如作者自己说的,既照顾到小说,又照顾到传记,就真的是不可能的吗?
    笔者未学新进,妄谈作家的缺点。姑妄言之而已,也希望教授姑妄听之。
    (本文发表于1989年《临沂师专学报》,1990年收入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研究》一书。为纪念王汝涛先生逝世两周年,本文重新略做整理。)

后记
    王汝涛先生(1921—2009)曾先后编著研究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以及王羲之的学术著作10部,是国内外公认的研究王羲之的专家。
    1987年,王汝涛先生开始撰写传记小说《王羲之》,198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据他介绍,这部书虽然有一条虚构的副线贯穿全书,但有关王羲之的生平主要事迹却是严格依据历史资料写的。同年,王汝涛先生策划并主持了在临沂市召开的全国首届王羲之学术研讨会,同时成立了王羲之文化研究会,这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对王羲之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5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邀请王汝涛先生执笔编写《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名门世家丛书编写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历史名门的家族文化作传承的研究。二是扩大历史上名人传记作至少延续三代的合传。对传主事迹的要求很高,这已经是属于史学范畴的作品。先生接受任务后,便决定重新组织、收集和鉴别资料,去掉文学性的细节虚构,对没有把握定论的问题,如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否投降刘聪,便作为悬案处理,不加猜测及论断。在行文上,注意继承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保留了若干文学作品的风格。此书的出版开国内研究王羲之及其家族书籍之先河,对这一历史名门的家族文化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996年,已是75岁高龄的王汝涛先生再次接受了史志办交给的编纂《王羲之、王献之志》的任务,时先生患腰疾,多病在身,以年龄和身体条件论,确实已不适宜接受任务,但先生在临沂市工作了近50年,深厚的第二故乡的情感不容推卸仔肩,再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使他还想在历史真实性和科学性要求更严格的压力下,把有关羲、献二公生平事迹中的不同说法理清,把研究的空白点填补起来。王汝涛先生向自己生命极限挑战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编成一部既有学术见解又经得起专家学者摘疵指谬、经得起时间筛选 、能代表一代人研究水平的著作来。”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承受着庄周所形容的“以蚊负山”的压力,抱病疾书,期间两次病重住院,但终于写出近30万字文稿,当之无愧的完成了主编《王羲之志》的任务。
    三写王羲之,王汝涛先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书圣王羲之的研究呕心沥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史料,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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