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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卫生员的少年抗战时期 口述/王永昌
来源: 作者: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7-01-10 14:36:36 更新时间:2017-04-13 16:16:50

 

王永昌,男,1931年1月9日生,山东省博兴县人。1944年10月参加博兴三区区中队,1945年3月转入八路军渤海军区第七师二十团卫生队,担任卫生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北上,进军东北地区,解放东北后,随部队南下解放海南岛。1950年至1978年驻守海南近30年。1978年11月转业到山东省惠民地区结防所。1984年10月调入滨州市,组建市中医院,任负责人。1991年离休。

 

滨州市史志办副主任孟庆永(右二)带队采访王永昌

 

日伪统治下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日伪统治下度过的。1939年是个灾荒年,秋季庄稼颗粒无收,农民缺衣少穿,再加上日军“扫荡”,人民生活更苦。当时村里向外乞讨的人很多,我家虽是较富裕的,但因为庄稼歉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由我奶奶带着我和大哥、二姐也出去乞讨。向西走了五六十里路,来到高青县曹家村住了下来,在村里待了20多天,那里的老百姓也没有吃的,我们乞讨了一天也讨不到多少吃的,最后还是决定回家艰难度日。第二年春季,麦子长得很好,到快成熟的时候,老百姓就采青麦子充饥。1940年秋季,我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当时我父亲王玉珍是小学教师,博兴师范学校毕业,在村小学教书,其同学有很多是中共地下党员。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父亲领着两个陌生人到家中,告诉我和大哥说,不要对外讲他们两个人的事。那两个人在我家住了10多天,每天晚上出去,天快亮的时候回来。他们喜欢和我们几个小孩玩,还教我们抗日歌曲:“鬼子心似狼,抢占我村庄,杀人放火又抢粮,老百姓们遭了殃……”后来,日本人侵占了博兴县城,我们辛阎村离博兴县城不远,日本人来乡下“扫荡”,父亲让我和大哥带着那两个人到荒郊野地里躲藏,直到日本人离开才回来。那两人离开我家后,父亲告诉我们,他们是地下党,来到乡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做抗日宣传。不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在附近村庄活动,他们建立了抗日政府,组织了抗日民兵队、妇救会、农运会和儿童团。民兵负责保卫村庄安全,日本人来了报信并组织村民隐藏躲避,妇救会负责为地方武装筹粮筹草,农运会负责减租减息,儿童团负责在村口站岗放哨。此后,博兴县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

1942年春天,日本鬼子集中大量兵力对博兴县北部进行大扫荡,在离辛阎村不到一里地的王集村修建了据点——三个圆形碉堡组成的一个正三角形大院,还修了从据点到县城的公路,据点四周挖了一条深3米、宽3米的大沟,里面注满水,还叫老百姓把附近村庄的树砍了,围在沟边做路障。自从日本人修了据点,附近的青壮年村民都被抓去修路挖沟,稍有怠慢,就被打得遍体鳞伤。青壮年因为怕被抓工,纷纷外出逃避,村中只剩老人小孩。日本人经常放狼狗出来威胁吓唬老人和小孩。我那时刚刚12岁,经常替大人出工。一天我被日本人强迫去搬砖,累得实在受不了了,想坐下歇一会儿,突然我背上挨了重重一击,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鬼子拿着木棍站在我身后。当时我真是恨死鬼子了,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八路打鬼子!不久,村里的老人孩子也都逃到远离据点的亲戚朋友家躲避。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人们总要种庄稼吃粮食,于是各村自己想办法,每到春季播种时,各村就托胆大会说话的人到据点送礼求情,让日本人放老百姓回家种地。日本人也知道老百姓不种庄稼他们也没吃的,只能同意。于是,出逃的村民赶回村里,在地里撒上种子就立刻又逃走了,等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再托人向日本人求情,回来收庄稼。这样过了两年,到1944 年夏季,地里的野草长得比庄稼都高了,村民见了着急,就有人偷偷回去除草。一天,我和父亲及村里的十几个人一起回去除草,刚走到村口就碰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被他们抓到据点当人质,要村里送白面和柴火去换人。村里人都很着急,特别是我的家人,因为父亲常年在小学教书,很少干农活,手上没有老茧,怕被日本人误认作八路而遭不测。我的家人就找到村里能说会道的人去向日本人讲,王玉珍在村里管账,村里没有他,日本人要的粮食和柴火不好收,这样父亲被提前放回家, 我和其他人等到村里送去粮食和柴火以后才被放回。1942 年至1944 年,据点里的鬼子和汉奸经常到各村来抓人抢粮,闹得家家鸡犬不宁。这段时期,八路军武工队经常在深夜里到日军据点附近隐蔽的地方向日军喊话:“老老实实对待老百姓,不要伤害老百姓,不然对你们不客气,最好早点向八路军投降!”向敌人喊话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心理,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天快亮时武工队就撤走。八路军在夜里也常来村里召集民兵、儿童团开会,组织各种抗日活动。时间长了,我见村里几个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每天扛着枪挺神气,就很羡慕他们,心里也想参加游击队,但不敢跟家里人讲。

背着家人报名参军

自从日本鬼子在王家集建立据点以后,老百姓的生活便不得安宁,再加上干旱少雨,庄稼歉收,生活异常艰难。一天三顿都是野菜充饥,我吃不下饭,身体日渐消瘦,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次吃饭时,父亲说道:“这样的日子没法过啊!”随后指着我说:“与其在家里挨饿,还不如去当八路。”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以为家里也有让我参军的意思,更坚定了去当八路的决心。1944年10月的一天晚上,村里几个当兵的青年回家探亲,我去找他们玩,提出是否可以和他们一同去当兵的问题,他们说可以。于是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我背着家人跟那几个青年到博兴县第三区中队报了名。报名的人中数我年龄最小,当时还不到14岁。区中队驻在离我们村只有五里路的高家村。家里人知道我偷偷参军以后非常着急,叫我大哥来找我,让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再来。我怕回去以后母亲不让回来,就告诉大哥说我已经报名参军了,部队不允许随便离队,我得遵守部队纪律,请你转告母亲,村里有好几个人和我在一起,请母亲放心。大哥见我决心已定,只好嘱咐几句离开。这天晚上吃过晚饭,部队集合出发转移驻地,悄悄出村,走了一夜,天亮前在另一个村秘密住下。以后基本上是天天如此,听老同志讲在附近村庄绕圈子是为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免得被突袭。当兵3天后,部队给我配发了1把小马枪、3发子弹和3颗手榴弹。每天白天或晚上,负责站岗放哨。十几天以后部队里又来了几个当兵的青年,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年龄太小,扛枪有些困难,就把枪给另外一个参军的青年了,这样我手里就只剩下了3颗手榴弹。

1944年12月的一天,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晚上和家人说了会儿话就早早上炕睡觉了,我大哥从外面回来,说街上来了很多兵,不知道是土匪还是八路。不多时就听见王家集敌人据点响起了枪炮声,大街上也有人来往的声音。大哥悄悄在门口听了听,听见外面喊:“民兵紧急集合!”原来是配合八路军攻打王家集据点,要把据点拆了。大哥和家人说了一声就去集合了,我估计自己所在的区中队也参加了攻打据点的行动,就跟着民兵一起去了。等到了据点,看到据点里打得很激烈,遇见几个当兵的问了问我所在部队的具体位置,他们也说不清楚。这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据点的房子已经着了火,民兵们正在拆攻下来的据点。我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又帮不上什么忙就回家了。这一夜全家人彻夜未眠,早饭后我就回到了部队,天亮时听说据点的敌人被消灭了大部,小部分逃跑,王家集据点被铲除。

意外负伤

王家集据点被拆除以后,为了防止南面据点和县城的日军反扑过来,抗日政府号召根据地军民重挖抗日沟(过去挖过,日本人来了又强迫填上了),沟深2米、宽2米,各村相连,以备鬼子来时各村老百姓利用这些沟做掩护躲避,抗日武装也可用来打击敌人。在百姓挖沟期间,我所在中队奉命到董王村日军据点附近的相公堂村,设警戒掩护挖沟作业。中队进村后除向据点方向派人监视敌人以外,其余战士都到农户家隐蔽起来,我们班住在一家人的西屋内。当时我的鞋子破了,去北屋找房东借针线,外面进来一个年青民兵,见我背兜上的手榴弹是新的,要拿他自己的旧的换我的新的, 我不同意,那民兵就过来抢,一不小心,把手榴弹的拉线拉了出来,手榴弹开始冒黑烟, 我心里大惊:坏事了!一面向西屋跑一面往外抽手榴弹,还没等我抽出来,手榴弹就在我左臀部爆炸了,我身上的衣服跟着着了火。大家连忙端了一盆水来把我身上的火浇灭,然后把我抬到炕上,找了一个医生给我检查伤口,发现只是屁股被炸出了三五厘米的裂缝,渗着血水,左手背上还有些豆粒大小的小伤口,医生在伤口上涂了些红药水就让我躺在炕上休息。医生走后,战士们把抢手榴弹的民兵五花大绑。后来查明这人没有政治问题,确实是本村民兵,就把他放了。当天下午四五点钟,百姓们挖沟收工,我们也撤到了离我们村不远的霍家村,我因为不能走路,在转移过程中让其他人用椅子做了个担架抬着我走,半路上被本村的一个人看到,告诉了我家里,第二天我家里人赶到部队来看我,见我伤势不重,才放心回家。

我在部队里年龄最小,又上过几年小学,队领导都很喜欢我,经常让我指挥全队战士唱歌。1945 年春节前夕,队里为了迎接新春,队领导让我和几个年轻队员排练吕剧《洪英送郎参军》(洪英是当地发动广大青年带头参军的模范人物),排练好以后于正月初五在本区郑家集村演出,得到百姓的称赞。正月十五我请假回家,晚饭后一家人闲谈,父亲建议我有机会到北陈家村部队医院去学医,对部队也有用。我回部队后正赶上部队医院来挑人做护理员,我正好被选中,从那时起我就到部队医院做护理工作。

突破鬼子“扫荡”的重围

我所在的北陈医院是渤海军区野战医院第三所,所长王子善,指导员姓王。我被分在护理三班,班长荣忠和,副班长朱忠信,看护长左林周。我到班里之后进行了几天的培训就参加了护理工作。当时伤员就住在各户村民家里,护理员和伤员住在一起, 负责伤员的日常生活和简单治疗。如果遇到日本鬼子“扫荡”,能带走的伤员,护理人员就带他们转移;不能带走的重伤员,护理人员就和他们躲在村民家中房与房之间的夹道里、地窖中或柴火堆里。我刚参加护理的头一个月是负责十几个生活基本能自理的轻伤员,主要是给他们换换药、打打针。几个月后我参加了重病房工作,负责3个重伤员,他们是在寿光打仗负伤后转送过来的,一个是双眼受伤失明,一个是背部有大面积炸伤,只能俯卧不能平躺,还有一个是右上肢和两下肢都做过截肢。我昼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给他们喂水喂饭,端屎端尿,一直坚持了两个星期,累得我病了好几天。但我看着伤员们在我的照顾下慢慢好起来,心里是无比地高兴。

1945年农历四月初十,麦子已经抽穗。一天早晨我们部队接到通知,日本鬼子要来“扫荡”,赶快做好躲避准备,重伤员由护理员陪着躲避起来,能行动的轻伤员统一编好队,由护理员带领与全所一起转移。早饭后不久,南边村庄跑出了许多村民,日本鬼子“扫荡”开始了,紧接着东、南、西3个方向有许多日军向我们包围过来,各村老百姓、博兴独立营和3个区中队都被包围在里面,顿时机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民兵都跟着八路军后面往外冲,军民死伤很多。老人孩子和妇女都逃到黄金寨村老百姓家躲了起来。我们野战所除了重伤员和照顾重伤员的卫生员外,其余人员都由驻地向北跑,没有被包围住,只有3个卫生员把重伤员安顿好以后,错以为鬼子向北去了,就向南逃跑,结果跑进包围圈,两人逃脱,一人牺牲。下午2点钟左右,日本鬼子进一步缩小包围圈,并对其中的军民用机枪扫射,射杀我军战士和平民很多。就在这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雨把人浇得头都抬不起来,四周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鬼子见此情况只好撤退,我军部队和百姓趁机逃脱。等鬼子撤退以后,野战所回到驻地,不多时就有大批伤员被送来,既有战士也有当地村民,野战所30多名护理员都到病房照顾伤员。在这次“扫荡”中,我父亲王玉珍在领着学生逃跑的过程中落在了日军的包围圈中,学生们跑散,父亲钻在尸体下面躲避,被日军刺击尸体时恰巧刺中头部,顿时鲜血直流,父亲忍住疼痛,没敢吱声,直到日军离开,后来伤好以后就落下了头疼的后遗症。

踏上解放战争的新征程

1945年农历六月,抗日形势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转变,日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我军各部队进行扩编,我们部队也在动员,要跟大部队参加战斗。我请假回家,告诉家人我要随部队去攻打大城市,以后回家的机会就少了。家里人非常舍不得让我走,可是也没办法留我,一家人依依惜别。第二天我便回到部队,从此与家人离别九年,音信全无。我回到部队的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就整装出发。当天向东南方向走,路过阎坊、马家,在龙珠河村渡过了小清河,到了索镇,夜宿老台县城。随后又过平、章丘北,度过黄河到了济阳,最后直奔商河县。到了商河县城郊外,部队驻在城西的马家村,准备攻打商河城。战斗开始后,我们便开始接收战斗伤员。我的任务是和几名队员一起给牺牲了的同志换军服,以备掩埋。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共接收近百名牺牲的同志。战斗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共3000 人,活捉了正副司令:田三秃子、王光明。战斗结束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攻打商河的部队变为第七师,分3 个团,分别是十九、二十、二十一团,我们野战所也分为3 部分,分别归属3 个团,我被分在二十团卫生队,队长韩风生,部队驻扎在乐陵县城。一天在动员大会上,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去进攻大城市,接受日本人投降,目标可能是天津。然后部队给每名战士发了军装和棉被,我们穿上了正式的军装,原来的便装送给了当地老百姓,然后部队开始出发,一路向北,挺进天津。

之后,我随部队一路南征北战,先后参加过山海关阻击战(1945 年10 月25 日至11 月16 日)、四平保卫战(1946 年4 月至5 月)、锦州攻坚战(1948 年10 月9 日至15 日)等大小十几次战斗,多次立功受奖。1954 年3 月,部队第四十三速成中学招生,我考入该校学习,1957 年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大学毕业后到海南一三一师工作,其间从卫生所长提拔为卫生科科长,受到海南军区的多次嘉奖,后被提拔为师后勤部副部长。1978 年11 月转业至山东省惠民地区结防所。1984 年10 月调入滨州市,组建市中医院,在市中医院任负责人。1991 年离休。

  (采访:孟庆永 康吉堂 刘兴云 赵利华 撰稿:康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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