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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大刀会与“兴华灭洋”口号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38:00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5

  1894年,在山东及相邻的河南、安徽、江苏边界地区,出现了一个叫大刀会的组织。大刀会的兴起和蔓延,成为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的先声。


一、大刀会的由来

  大刀会的主要特点是演练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是流传在山东等地的一种古老的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武功。其教习者声称,通过吞食符箓,做功运气,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由于这一传言,所以在历史上,有不少准备发动武装起事的民间教门分子争相传习金钟罩。如1774年发动起义的清水教,1813年发动起义的天理教,其中都有不少人传习金钟罩。不过,当时金钟罩虽然在一些教门中流传,但它本身还不是一种组织,更不是一个教门。
  到了清代的咸丰、同治年间,在热河一带出现了一种叫做武圣教的组织,是以金钟罩为基础创立的。1891年,以金丹道教为主在这一地区发动了反对天主教、反对蒙古王公、反对清朝官府的大起义,武圣教在这次大起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很多金丹道教徒都学习武圣教。所以这次起义更多地反映了武圣教的特色。武圣教的出现,标志着金钟罩的教门化。从教门性质来说,武圣教属于混元教系统。混元教又称红阳教,它集白莲教和罗教之大成,创造了“三阳劫”的教义,劝人入教,礼拜神佛,以消灾避难。在教人祈求神佛保佑的同时,混元教还主张积极的修炼,宣称通过练习导引吐纳的功夫就能成为“风不能刮,雨不能湿,水不能淹,刀不能砍,剑不能穿”的“当人”。后来,从这种教义中又衍生出一种护身咒,其词为:“天上佛,地上佛,四面八方十字佛,有人学会护身法,水火三灾见时无”(《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111页)。混元教的这种教义,使它很容易和宣称“刀枪不入”的金钟罩术结合起来。而且,热河与混元教广泛流传的直隶接壤,混元教的支派在这一带演变为武圣教这种与金钟罩合而为一的组织,绝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武圣教的金钟罩术有了新的特点。一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中有了天主教会,这是斗争方向的改变;二是宣传“能避刀兵劫数,枪炮不能伤身”(《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0页),不再仅仅是能避“刀剑铁尺”等冷兵器。
  大刀会的形迹与武圣教极为相似,同样是习练与传播金钟罩术,所信奉的神明也是武神,或称无量佛,或称真武神。真武神与无量佛,一为道教神袛,一为佛教神袛,但在混元教的主要经卷《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中,两者合为一位神明(见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辨》),可见大刀会仍保留了混元教信仰的痕迹。
  大刀会因何得名,众说不一。有人说因其随身携带刀械得名,然而大刀会会员虽有人持刀,但更为普遍的却是持一杆红缨枪。也有人认为是因在演练的场子前横一柄大刀而得名。大刀会在刚开始传播时,在不同的地区,名称也有所不同。如1895年在曹州府首县菏泽,这一组织就称做“同心会”。据当时任曹州知府的毓贤报告:“本年正月间,有外来匪徒传习练气邪术,自谓刀砍不能伤,名曰铁布衫,又曰同心会”(《李秉衡集》,第225页)。还有一种叫“一心会”的组织,一见于巨野县,一见于观城县,可能就是同心会的别称。
  大刀会的传播者一向鲜为人知。清朝的地方官开始只说是一个游方无名道士。近年发现的文献证明他叫赵天吉,是一位行藏隐秘、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直隶河间府人,有人说他是山东阳谷县人。当时他已70多岁,骑一匹大黑马,到处传徒,足迹遍及河南的归德府、江苏的徐州府、安徽的颍州和亳州府、山东的曹州等府。大刀会的传习,有一定的仪式。清朝官员有这样的记载:“其习法时,贫者不收贽仪(学费),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艺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遍吹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三夜即能御刀,谓诵久即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仍饮刃也。愚民无知,惊为神术”(《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0页)。


二、大刀会的兴起及发展

  大刀会的正式兴起是在1894年。这一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年。山东作为京畿屏障,是日本军队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战争对人心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同时,山东的匪患也日益严重,成为政府和老百姓共同重视的问题。这两者是大刀会兴起的重要机缘。
  山东的匪患遍及全省,但以曹州府为最甚。这些盗匪的重要特点,是结股成队,使用新式快枪,拥有马匹,杀伤力大,机动性强。从1894年4月开始,清政府就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大员实力兜拿,严密巡缉。然而土匪越治越多,到了7月间,以王石朋为首的一股土匪持洋枪抢劫巨野县的龙堌集,竟将清军军功张振标等5人、勇目尹福琳等13人击毙。土匪问题的严重程度已使清政府无法忽视。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山东沿海的防务,清廷调在中法战争中建有战功的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明确指示他说:“刻下海口防务及曹州一带盗匪,尤应妥筹办理,勿稍大意”(《李秉衡集》,第252页)。可见清政府并未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放松对土匪的警惕。李秉衡也认为“备外患必先清内讧”,“若不赶紧捕治,深恐遗患燎原,与海疆防务大有关系”(同上书,第145页)。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前方战事紧急,曹州镇总兵王连三也统防营开赴前敌,地方顿然失去了震慑力量,岳迷功(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称为“杆子头”的土匪更加嚣张。如李秉衡所奏,正当军务吃紧之际,他们“动言某日劫庄,某日攻县,民情惶惑,各有戒心”(同上书,第282页)。为落实清廷交待的两项任务,李秉衡在移节登州部署海防前,首先对缉匪问题进行了安排,责成曹州知府毓贤专办兖、沂、曹三府盗贼,务使不留遗患。
  曹州府虽然不在海防前线,但甲午战争使这里的保国御敌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首先,与所有府、州、县一样,曹州府也必须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特别是曹州府民风强悍,其兵勇素以敢战闻名,因而甲午战争中该地再次成为征兵的重点地区。征兵时必然伴随着反侵略战争的宣传与动员,而新兵出征,生离死别,更加震撼人心,给当地群众民族主义情感的提升营造了氛围。其次,曹州地处南北通衢,北上的清军给这里带来了更加浓烈的战争气氛,“某些小客栈墙壁上的留言以及冲突正在扩大的谣言表明,有些中国人相信西方列强也卷入了对中国的进攻”(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由对日本侵略的愤怒到对所有列强侵略的愤怒,使这一地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情绪进一步高涨。再次,对内打击土匪的行动,是在“备外患必先清内讧”的旗帜下进行的,被赋予了爱国与对外的意义。这种通过行政机构贯穿到每个乡村的宣传动员,也使当地的国家危亡意识得到强化。
  一方面,土匪肆虐,社会生活不安定;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民族矛盾空前加剧,人民群众的救亡意识达到高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大刀会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它的“不畏火枪洋炮”的宣传既可以在对付持有洋枪的土匪方面引人注目,又可以适应甲午战争带给人们的御侮排外的心理需求。在大刀会广泛传播的山东曹、濮,安徽颍、亳各地,在甲午战争之年,广泛流传着“兴华灭洋”的口号,清政府官员认为这一口号是“伏莽欲动”的借口(《光绪年奏稿》,写本,国家图书馆藏),显然,从大刀会的分布、武术色彩和宗旨来看,这一口号正是大刀会提出来的。应该说,这一口号的提出,给大刀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曹州府的大刀会在曹县、单县、成武等县的发展特别迅速,著名的首领有刘士端、曹得礼、彭桂林等人。刘士端是曹县烧饼刘庄(今单县境)人,生于1854年,自幼读书,因为没能考中秀才而捐了一个监生。拥有1顷多土地,是这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刘姓村子的族长。刘士端在向赵天吉学习金钟罩以后,就在附近地区广泛传徒。曹得礼是单县曹楼村人,是个拥有三五十亩地的自耕农。他拜刘士端为师,首先使曹楼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大刀会,以后又在单县各地扩大大刀会的影响。刘士端的另一个徒弟彭桂林,是单县大李集人,是当地的富户,他的舅父是一个大地主。曹、单等地大刀会1894年当年就发展至数千人,1896年初已发展到10余万多人。他们有旗帜、马匹,经常步伐整齐地来往各地,还在单县城西的火神庙唱戏以聚会友。
  刘士端为首的曹、单大刀会成立之际,正值毓贤在曹州治盗无功,大刀会于是把助官捕盗当成自己的任务。很快,大刀会治盗的成绩就显著地表现出来。时人的记载说:“且其时曹方苦盗,官民交倚为重,一习其术则贼不敢侮。遇有抢案,则会中人聚抄贼巢,必获贼而后已。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而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杀贼亦无冤抑。专心仗义,与盗为仇,盗贼慑服。稍有犯窃为其所知,则会众争捕,亦不受谢,特不能枵腹从公,为之供饭而已。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今年菏泽、成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直无一贼,皆赖大刀会之力。而一倡百和,党类日繁。但在本处,绝不掠财奸掳,人皆推其侠义,争归附之。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甚至营县局卡,亦有招募防卫”(《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0—11页)。


三、大刀会的反教会斗争

  1896年,大刀会开始与西方基督教会发生冲突。基督教在晚清是尾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进入中国的。其传教又是在帝国主义强权的武力保护下进行的,所以本来就受到中国绅民普遍的反感,反对西方教会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曹、单一带的教会主要是天主教,属圣言会系统。1885年,由圣言会控制的天主教山东南境总堂成立,由安治泰(J.B.vonAnzer)任主教。安治泰在所管辖的兖、沂、曹、济等府大力拓展教务,发展教徒,使教会的势力不断向城乡各地渗透。为了扩大教会势力,圣言会发展教徒不择良莠。不仅有些行为不端的人入了教,甚至有些命案之犯为了逃避惩处也投入到教会中。教会还到处侵夺田产,包揽词讼,不服从当地行政机构的管辖,不接受乡规礼俗,所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890年德国从法国手中夺得对圣言会的护教权以后,圣言会的气焰更加嚣张。邻近的江苏、安徽省,基督教新教(耶稣教)的侵入更早,规模也更大。
  1896年2月,在曹县、单县、成武三县交界处,刘士端、曹得礼所属大刀会与教会教民发生冲突。据德国公使绅珂给总理衙门的信件,有16所教堂被毁。据曹、单、成武三县的会禀,事情起因是:有在三县交界处的太平集开设药铺的山西人郝和升(参加了大刀会),向教民吕登士索讨赊欠药钱,吕登士不还,郝和升便指责他恃教赖账。吕登士族人吕菜见状,便出来帮腔,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郝和升回敬吕菜是“羊羔子教庇护(的)匪人”(同上书,第5—6页)。双方发生口角,经劝各散。吕菜即告知教会教师张连珠,郝和升即告知刘士端、曹得礼,双方各聚众冲突。但三县会禀称冲突经调解平息,并无斗殴及毁坏教堂等情事。
  然而,当1896年6月20日山东巡抚据三县会禀咨复总署,否认有毁坏教堂情事发生的时候,大刀会在三省边界地区又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反教会斗争。
  6月中旬,江苏砀山县(今属安徽省)刘堤头村教民地主刘荩臣抢割大刀会首领庞三杰地里的麦子,庞三杰求援于赵天吉,赵天吉致书刘士端、曹得礼,要曹、单大刀会前往支援。大刀会1000余人赶到刘堤头,惩罚了刘荩臣,打毁砀山东湍教堂。接着,四省边界各县大刀会以除灭洋教为宗旨共同举事。自6月15日至24日,大刀会在单县逐村打教会,共毁坏教堂17座,抢劫教民168家,焚毁教民房屋多间。25日转入曹县和江苏丰县继续攻打教会,教士、教民纷纷逃避。28日,大刀会围单、砀交界的马良集,29日攻入集内,抢盐店、酒店、京货铺、杂货铺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30日,又至单县东南乡攻打教会,夺得粮食、马匹等物。
  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即于6月24日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指示其与苏、皖两省筹商会剿。7月3日,清廷又发出电旨,饬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李秉衡各派队伍速往镇压。在苏、皖一侧,刘坤一除饬徐州镇总兵陈凤楼率部赴砀山剿捕外,又加派总兵刘光才率4个营亲军赶往徐州会同防御。7月3日,大刀会在砀山县马良集西门外与民团接仗,受到赶来的刘光才部官兵的袭击,不得不败退至单县。次日,大刀会重新集结500多人的队伍往攻马良集,不意陈凤楼得到消息,亲带马步队赶到,大刀会失利,死八九十人,首领彭桂林、智效忠被擒、被杀。在山东一侧,李秉衡派新授按察使毓贤会同兖沂道锡良查办,并调派候选道马开玉所统之开字3个营分住曹、单、鱼台等县,会同原有防营单县参将岳金堂、守备史镇廷相继防御,统归毓贤调遣。同时委派候补知府杨传书、兖州府通判陈光绶、候补知县屠乃勋分往各处,随时弹压开导。兖州镇总兵田恩来也带济字中营出驻鱼台县,与毓贤等策应。7月3日,当大刀会于马良集战败逃回单县时,遭清军与民团的截击,死2人,18人被俘。7月4日,13人被俘,10人被杀。事情虽主要发生在苏、皖一侧,但大刀会的主力是在山东,为根除隐患,清政府把并未出境直接参与打教事件的刘士端、曹得礼二人诱捕并处决。总的说来,李秉衡惟恐激则生变,对这次大刀会举事,采取的主要是首先解散胁从,然后惩治首要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大刀会并未受到根本的惩创,保留了一定的有生力量,这为以后的复起埋下了火种。大刀会的反教会斗争引起德国的外交干预。德国公使除再三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保护教堂外,还于事件结束后开具清单,要求赔偿损失。经曹州知府邵承照与单县知县李铨查验后认为,被焚教民房屋只是薛孔楼、李家集较重,其余各庄仅只拆毁房顶,掠去家具,教民并未被害。山东巡抚李秉衡指示,“查被扰地方有房屋实被焚拆者,不分民教,一体谅予抚恤”。先是发给陈河滩等庄庄民教民共121户恤银569两;后又发给薛孔楼等6个庄恤银447两。
  但到1896年11月间,德国公使海靖(Heyking)又照会总理衙门,提出单县境内“教堂焚毁、教士物件遗失”,要求赔给京钱15000吊。李秉衡坚持认为这是德国公使的无理要求,但在德国一再逼迫下,只好派济宁直隶州知州彭虞孙与德国主教安治泰进行谈判,最后在索赔数额上减去三分之一,给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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