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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涛与《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薛宁东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8-02-05 10:55:09

  山东省历史学会特邀顾问,临沂大学教授王汝涛(1921-2009),河北文安人,曾师从萨孟武、萧公权等著名学者,1948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他文史兼通、治学严谨,几十年笔耕不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先后出版、发表了20多种、30多部著作。
  怎样看待《金瓶梅》与《红楼梦》两部古典名作,王汝涛先生有这样一段精确的评价: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作,与《红楼梦》相比,可以说一个代表了中国的高层次的文化,另一个则是代表了中下层人士的文化,可以称之为通俗文化或市井文化。中国古代本来有这两个层次的文化,缺其一即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整体。高层文化中有封建内容,市井文化是低级文化,但是合起来共同代表了几千年积累的丰厚文化,《红》《金》二书各有千秋。《金瓶梅》作者写不出元妃省亲、秦可卿丧礼的场面,《红楼梦》也写不出外省一个县(清河县)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众生相。二书不但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两座高峰,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中两部最丰满的作品。因此,评价两部书的得与失,应该以这个高度为坐标,进行鸟瞰。 
(摘自王汝涛著《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
  关于《金瓶梅》的研究,王汝涛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中学时就看过《古本金瓶梅》,但没读到终篇。四十年代后期,王老读到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那时他已涉猎社会学、政治学、《明史》,受萨孟武老师《水浒与中国社会》的影响,见《金瓶梅》中颇多反映晚明社会的资料,有过撰写论文的动念。五十年代,他读了吴晗先生《读史札记》,惊诧于其中《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的资料丰富,见解高超,以为之后研究者将无一跨越。八十年代,三种版本的《金瓶梅》解禁,不删节本得以出版,王老浏览了大量研究《金瓶梅》的论文专著,包括海外学者的专著,偶有所疑,亦偶有所见。特别是他居住在古兰陵的所在地临沂市五十余年,熟悉当地语言风习,发现与读《金瓶梅词话》中有许多可资印证之处。当时《金瓶梅》作者的认定已成为莫衷一是的学术公案,更有人称其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临沂本土学者刘家骥先生建议王老写出论文,并且提供了大量当地语言风习民俗资料。后王老采纳其建议,以两人名义,撰写了四万字文章《把金瓶梅的作者还给苍山兰陵》(后简称《兰陵》一文),在《兰陵报》及《临沂师专学报》《琅琊文化研究通讯》等刊载。
  王老把重点放在当时对金瓶梅研究比较突出的两大问题上,即:《金瓶梅词话》成书过程及对作者兰陵笑笑生的探讨,《兰陵》一文对这一学术公案的研究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以丰富详实的史料论证了《金瓶梅》作者既非明嘉靖中的“巨公”,亦非嘉隆万三朝的大名士,作者确为今苍山兰陵人,隐名著书而用笑笑生作笔名。最后从《金》书内证中给兰陵笑笑生勾画轮廓,从而廓清了专从《明史》中大小官僚、大小名士中强拉硬扯找作者的“治丝益棼”之风,为正确研究《金》书作者指明一条新路。该文发表后,引起文史界的关注和反响。随后四年间,王汝涛先生相继发表《金瓶梅与山东人文遗产》,《金瓶梅作者考》,《王雅登作金瓶梅说献疑》,专著《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共计三十余万字文论。
把金瓶梅的作者还给苍山兰陵
  (一)从抄本的收藏说起。节录明末所有记载《金瓶梅》一书的全部资料,从袁宏道《与董思白书》至薛冈《天爵堂笔余》共十则编年排列,各加按语。证明:1、直到明万历44至45年均是抄本传世时代,传抄者多数只抄得全书的一部分。2、传抄者均不知作者为谁。
  (二)最早刻本的出现、佚失、再现。现录有关文献资料及目前国内外所收藏的刻本(包括残本),综录可知:
  1、刻本最早出现于苏州,有万历45年东吴弄珠客的序(此本约在清初佚失,近代当代学者,谁也未见过此本。2、鲁迅先生所说的万历38年刻本(庚戍本)系据推测而得出的结论,实无此刻本。3、1932年在山西发现了《金瓶梅词话》百回本,经学者专家认定是最接近苏州刻本的今存最早的一个刻本。由于各种早期抄本及苏州刻本的佚失,这是保存《金瓶梅》书本来面目的权威版本。4、《词话》本除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外,又有欣欣子的《序》,文中三次明确无误地提出作者为兰陵笑笑生。5、此刻本问世的时间,学者均认定为万历45年至47年。6、崇祯刻《新刻绣像批评本金瓶梅》对万历本大加删改,删掉很多极有价值之处,随意改动万历本中的方言和曲、词。清康熙34年刻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又在崇祯本的基础上大肆删改。《金瓶梅》书更失去本来面目。其后在此基础上再删改的《古本金瓶梅》、《真本金瓶梅》陆续刊刻,后三书极为流行,连崇祯本传世的也不多了。倘若1932年未发现《词话》本,人们便以为康熙本为此书的本来面目。7、崇祯本未提《金瓶梅》书作者。清顺治年间,始有人谓作者为王世贞或其弟子。康熙刻本首次采用其说,而均无明代文献资料可为依据。
  (三)破解了“嘉靖大名士”情结。据吴晗先生及其他学者从《词话》本中各个方面所找到的内证,吴晗先生等所判定的《金瓶梅》成书于明隆庆二年至万历34年(公元1582—1606年)之间,因此,沈德符《野获篇》中所说的“闻此书为嘉靖中大名士手笔”,乃是欺人之谈(嘉靖在位为1522---1566年)。明清人及时贤纷纷在嘉隆之间找大、小名士以充作者,先后提出四、五十人之多,均不能令人信服。
  (四)《金瓶梅》是由众说唱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艺人的底本拼合,由兰陵笑笑生写定。《兰陵》一文引用了《金》书中大量流传至今的苍山兰陵一带方言及民俗为证,这一部分在论文中占有篇幅最大。
  同时再明确提出三点:1、笑笑生就是笑笑生,不必拉大小名士来充数。2、对笑笑生身份的看法:认为他是下层(仕宦身份)知识分子,或仕宦不得意,或别有隐痛,或别有顾忌,隐名以成此书。3、笑笑生是北兰陵人(今山东苍山兰陵)而非南兰陵即江苏武进人。兰陵从战国时显名于世,至今二千余年,地址及名称均无变更。(以上摘录自1996年《琅琊文化研究通讯》第二期)
28年前专家学者的一场争鸣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兰陵》一文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评论。大多学者认为全文史料证据详实确凿、考辨精细,分析合理,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两位先生的结论不能随意推翻。同时学者们也提出补充和争鸣意见。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教授指出:《兰陵》一文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分析了钞本、刻本等有关问题,确定了《金瓶梅》著作的具体时间(1568、1582--1602、1606),排除了"嘉靖大名士"等一批所谓"作者";又根据民俗方言,判断《金瓶梅》一书系由众说唱人底本拼合,兰陵笑笑生最后写定。至于笑笑生的真实姓名,还可以继续探讨研究,但在《金瓶梅》作者问题上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值得祝贺。                                                                                                     
  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教授 朱一玄: 经常留心拜读《金瓶梅》研究的文章,感觉到各家文章都在说明某人具备条件,有写《金瓶梅》的可能,但要得出结论加以落实却是很困难。《兰陵》一文对兰陵笑笑生和多年以来的各种猜测进行了认真研究。对《金》书作者的结论采取了慎重态度。主张"笑笑生就是笑笑生,不必硬拉一个做官的或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来凑热闹、充数"。赞成这一观点,隐名的笑笑生,应该含笑九泉了吧。  
  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山东大学教授蒋俊评价这篇文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考定《金瓶梅》作者其人、其地做出了新的贡献。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之前,利用《金瓶梅》使用的大量的方言及其所反映的民俗材料,是目前考证该书作者的一条可行的路子。许多研究者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兰陵》一文又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使人益信《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现属苍山县的明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使用的方言大致有三类:1、流行于临沂、苍山、枣庄一带,也同时流行于北方其他地区的所谓“大北方方言”; 2、仅用于苍山枣庄一带,而其他地区不使用的方言(包括乡音);3、少量的南方方言。
  为证实《金瓶梅》作者确为今属苍山县的明兰陵人笑笑生,我们再补充一条例证。
  《金瓶梅》第42回。西门庆邀应伯爵到狮子楼房里吃酒、看灯,妓女董娇、韩玉钏在另一房里给西门庆的姘妇王六儿唱曲,没有先陪应伯爵,等董娇、韩玉钏到应伯爵处时,他们有一段对话。应伯爵责怪董娇、韩玉钏不先来服侍他,韩玉钏用了一句歇后语回答:“唐胖子掉在醋缸里-----把你撅酸了。”意思是唐(糖)胖子掉在醋缸里浸酸了。喻指应伯爵吃醋。但这个歇后语里 “撅酸了”的“撅”字在这里怎么解释?毛德彪、朱俊亭先生的《金瓶梅注评》说:“撅,通掘、穿、挖,撅酸了,意思是酸透了。”单就“撅”字本意这种解释是对的,但放在这个歇后语里,从“撅”通“掘”,引申到“穿”“挖”,再引申到“酸透了”,实在太勉强。我们认为“撅”字在这里之所以费解,问题出在语音上。苍山一带烙煎饼的糊子、稀饭变馊,叫作“酸了”,胃酸也叫“作酸”。这“作酸”的“作”字,在苍山的层山、庄坞一带读本音,而兰陵一带则读“作”为“撅”,“撅酸了”实为“作酸了”。正如该书第94回把“吃药”写成“吃月”一样,是用与乡音相同的字代替了本字,不同的地区对同一个字的读音出入很大,即使相距不远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如临沂和兰陵有几个字的读音就很不一样。如“水”“树”“雪”“秫秫”,临沂读本音,而兰陵则读“水”为“匪”,“树”为“富”,“雪”为“梭”,“秫秫”为“伏伏”。同是兰陵,有几个字东部和西部读音也不相同。兰陵的层山、庄坞一带,“葱”“蒜”“作”皆读本音,而兰陵一带则把“葱”读作“qiong(穹)”, “蒜”读作“楦”,“作”读作“撅”。苍山东部的人说他们是“咬碟子”,把“作酸”读作“撅酸”,就是这种“咬碟子”音。上面说的这些字的读音,在乡下中老年中仍能随处听到。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徐振贵教授指出:《兰陵》一文,其价值不只在于综述《金瓶梅》书作者研究的历史,驳斥有关作者问题的一些片面观点或主观臆断;不仅在于从社会背景,文本内容考证作者究竟为谁;而且,从为人所易见忽略的方言民俗角度,论证了作者确系苍山兰陵。《兰陵》一文的重要贡献尤在于全文最后九条考证,资料详实,确有说服力。我曾数次去苍山,文中所说民俗方言,亦曾有所耳闻目睹,绝非妄言妄听,而是有根有据,令人深信不疑。
泰山文化学者周郢研究员介绍:《兰陵》一文开篇对有关《金》书诸条史料的辨析,廓清了长期夹缠的诸多问题,正本清源,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通读之后关于《金瓶梅》之作者,我同意以下几点作为讨论前提:一、万历词话本提到的“兰陵笑笑生”即为《金》书之作者。二、“兰陵”应理解为地名,当是指 “北兰陵”,而非“南兰陵”。但基于此两点,进而论定“将《金瓶梅》的作者还给苍山兰陵”,周郢以为结论仍有商讨余地。盖苍山兰陵镇虽为汉兰陵县的治所,但古之兰陵郡范围甚广,今之枣庄、滕县等地皆在其境(楚兰陵县治苍山兰陵、晋兰陵郡治枣庄峄城、隋兰陵县治苍山兰陵、金元兰陵县治峄城,郡县治所亦多变迁),非今苍山兰陵一镇所可包纳。而古人自称乡贯,署某郡、某州之名,多取州郡全境之大范围而言,而非专指州郡治所。仍以山东历史人物为例:元农学家王桢,于一碑自署乡贯“奉高”,奉高为汉县,故城在今泰安境(具体说在县东故县村),故据此可定王桢为泰安州人,若进而必指为故县(奉高)一村之人,则未免太拘。“兰陵笑笑生”问题亦然。其人乡贯定于兰陵(郡、县全境)当无疑义,但是否即今苍山兰陵镇,在发现确凿史料前(方言、民俗等,在相邻地区,很难明确区分),似未宜遽为指实。
  又文中提到“金华酒”问题,此处可补充一则有关史料。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卷四《南吕一枝花》跋“右二词是为县官卖酒卖柳而作也。……使者至,……呼酒与之饮,执事者以金华进,恶其甘而叱之。邑小无他异酒,则以市酝进。使者怒,叱执事者。主簿曰:‘今京师一时尚黍酿,何不以青州从事进乎?’(见上海古籍1981年版)按《金》书第44回称:“甜金华酒儿”,与冯氏味甘之说合,当系同一品种,冯氏此篇作于嘉靖间,时在涞水任上。可见此时金华酒已风行于北方。这种盛行直隶之名酒只能是冯时化《酒史》所称浙造金华酒,而不是可能是兰陵金华酒(如兰陵酒曾风行于北方,则不可能在史料上全无记载),《金》书所写金华酒即与冯惟敏所写之酒系同一品种,故亦应为浙酒,《本草纲目》之说是否准确,还应再作进一步查证。(兰陵酒是否味亦甘旨,请考。)
  周郢研究员曾专文谈过这篇就《兰陵》一文的献疑辩证,时他不满而立,而已是古稀之年的王老阅后慎重对待,多方查证后才写来长信,对周郢的疑窦细加诠释,王汝涛先生广求教正,不耻下问的治学态度,对后学青睐有加、热情扶持的期盼,令人十分感动。为保证史料的完整性,王老的复信全文转载:
周郢先生:
  接大札,觉得您以严谨之治学精神,审慎地评价了拙著论《金》作者之文。所提两条意见,更有卓识。所以未即作复者,盖欲待机与兰陵酒厂老职工交换意见,询以有关“甜酒”问题。经在此间两番查证,有了答复,始修函告以所闻。
  据告知,兰陵酒厂生产的两种传统名酒中“兰陵美酒”是甜酒,(色作淡黄);“郁金香”是药酒,(色作金黄);美酒或兰陵酒之为甜酒可以上溯至西汉。去年(或今年初)徐州楚王墓出土了四坛酒,封泥上有兰陵酒字样,酒厂的人尝过,是甜酒。为此,兰陵酒厂特去北京开新闻发布会。《金》书中既有“甜金华酒”的叫法,又有您提供的金华酒是甜的那一条资料。可以证实《本草纲目》所记入药的“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并非李时珍妄自下笔(他记了东阳酒“甘辛无毒”)。又拙文所举的“药五香酒”,尚未见治《金》学者有考证文章。按拙文所举例证,陈允升先生在兰陵王思衍家为西席时,约在清末民初间,他明确记载,人参、郁金香等五味药系加在“兰陵美酒”中而“五香酒”,又加冰糖,可见仍属甜酒类,特酿者重其药用价值而已。
  然涛仍以为当时可能有两种金华酒,一为金华产者,明隆庆中,为京师所贵。《在园杂志》所举南酒中,亦有金华之名(但未记东阳酒)。而另一种即《本草纲目》(其成书时间最接近《金瓶梅》写作的时间。本草初刻于万历18年,进呈皇帝在万历24年11月)中记载的可以入药的金华酒亦名东阳酒。故是否书中又称南酒的金华酒可视为第一种,而“甜金华酒儿”为第二种,请方家裁夺。又,兰陵酒自汉至唐,不知何名,李白“兰陵美酒”或泛指兰陵所产的好酒,但到了明代可能称东阳酒,又名金华酒。李时珍为了与不入药的南金华酒加以区别,故特注“古兰陵也”,而以李白诗为证。以上鄙见,不知以为何如。
    关于笑笑生上冠以兰陵,是指兰陵郡,兰陵县还是特指两千余年未改地址(有荀子墓为证)名称的兰陵镇,不宜遂作肯定,您的这一看法是慎重的,涛颇钦佩您无确证不妄下断语的治学精神。下面有点想法,写出来,算是进一步向您请教。
    窃以为笑笑生是文人,但非身为较高官职之人,或为低级官吏,或竟为布衣。除拙文所举例证外,再举数例:1、笑笑生对北京的事(包括风俗、部分语言)知道的不少。可证其在北京住过。但他绝不是王世贞、李开先一类的官僚学者,例如书中为李瓶儿治丧,出现了六十四人抬棺的记载。显然是皇室出丧的规格;又书中出现了真人府按明嘉、万两朝除龙虎山张性者封真人(二品官),其真人府在龙虎山外,又封陶仲文等为大真人是为特例。有真人府在北京(隆庆朝革去张天师的二品穹爵,降为提点六品,万历时又恢复二品真人称号)。其他各地无真人府。又李瓶儿丧,做法事的有僧,道,喇嘛,明代只在天顺成化年间喇嘛教占优势。嘉靖以后不占优势了。故只北京城有喇嘛,外州外县没有,清河县自然也没有。应是笑笑生在北京见过六十四人抬的棺材,见过真人府和喇嘛,他又非高官,不懂得朝中体制,所以为了热闹,写入虚构的人物李瓶儿的丧事中去了。2、书中屡次写西门庆戴忠靖冠,按《明史.舆服志》,嘉靖七年,帝制《忠靖冠服图》颁礼部,并说“朕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忠静',庶几乎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焉。”可见“忠”的取义是进思尽忠,静的取义是退思补过,有皇帝的“钦喻”,“静”不得改为“靖”,因为与退思补过之又不合了。嘉靖帝还规定:“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及州县正堂,儒学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西门庆的提刑千户,是影射明代各卫下面的千户,当然低于都督),其余不许滥服。”由此可证笑笑生在京绝非七品以上及几种特定八品官,在外也不是方面官、知府、知县及儒学教官,他不得不服忠静冠,也不明“忠静”之意,只以谐音写作“忠靖”(说书人说忠靖冠,音对了,谁也不能说他错,写书时就该据朝典而写,笑笑生不够戴忠静冠的资格,不明“静”字的取义,自然写错了)。他又不明朝制,把忠静冠赏给西门庆这个不够戴忠静冠资格的人戴。从这一服制问题亦可略觇笑笑生的身份。3、再从他的朋友欣欣子看。欣欣子除了留下《金瓶梅序》之外,再无其他资料传世,谁也不知他是何许人也,有人说欣欣子为笑笑生的化名,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就是这篇短序,却透露了一点消息。序中有“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双金莲颠倒颠”之语,可谓品格不高,学士才人是不会把这种语言写入书序中的。又序中的全文为文言文,那时读过点书的人,能文言,不足为奇,但其中开始处的“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发遣”辞不达意,不是高手文人所为,亦可觇知此公绝非通儒学者,名士才人,只是处于下层之读书人而已。不知其人观其友,从欣欣子可以反证笑笑生社会身份、政治身份不高。
倘以上所论可以成立,则可以设想笑笑生,倘非士族,不会特重郡望,倘若是峄县其他地方,人尽可以称峄县笑笑生,不必上溯古之兰陵郡,更不必说古之兰陵县了,何况兰陵笑笑生之名,只见之于欣欣子笔下,欣欣子称其名时,冠以其故里兰陵镇,倒是顺理成章的(估计欣欣子的史学造诣亦不太高,观其所读的几部小说自《剪灯新话》至《如意传》《于湖记》可知)。他未必考虑到郡望问题。以上所云,是关于笑笑生是古兰陵郡抑兰陵镇人的一点看法。
  拙文发后,像您一样认真赐阅一过并提出宝贵意见的,还有不少先生,他们的共同看法是涛等的研究路子是走对了,从内证研究作者笑笑生,是迈进了一步。有的希望尽快找出笑笑生姓甚名谁来,愚以为这即使不说办不到,也甚难。眼下只能就书中内证继续探讨笑笑生的身份(一位友人说,书中不可能不留下作者的经历,生活等影子),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又找到一些证据证明《金》书写成于万历年间及书中的兰陵方言、习俗,现在正期待知交,学者多提意见,多摘疵指谬,以检证拙文所论之可信性,最后,也许再写一篇“续论”。
顺颂著安
                                                  王汝涛  1996年12月13日         
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
  1999年,王汝涛先生写成20万字专著《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从“抄本《金瓶梅》和刻本《金瓶梅词话》传出的信息;作者、成书年代及写书主旨的探讨;兰陵笑笑生郡望已明,姓名难详;为兰陵笑笑生勾画轮廓;《金》书与作者的文化探讨、资料取证”等方面对前贤及时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鉴别、检讨之后,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金瓶梅》的成书及作者,提出了不少极富学术价值的新见解。王老从内证资料中对兰陵笑笑生的文学素养、身世经历、人生哲学作了全面分析和考订,特别是回头诗的研究多有创见,做了开拓性研究。写出了一本对《金瓶梅》研究承前启后的专著,不仅对中国小说史及《金瓶梅》研究者,包括对《金瓶梅》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均大有裨益。
全书的主要观点:
  1、传闻中王世贞、刘承禧家藏的所谓全抄本均下落不明,袁小修的全抄本下落亦不明。明末诸文人的诸种抄本,今人谁也没有见过。动辄云抄本每帙几回,抄本全由散出(《金》书为诸城丁惟宁)、袁小修的抄本超自刘承禧,或王世贞家的藏稿为王百谷所写的原稿等等,只能看成并无实证的推测之词。
  2、分别藏于北京图书馆(现藏于美国,据说一九七五年归还台湾,但有人云藏于台湾于台湾的是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本),日本栖息堂和日本日光慈眼堂的三部刻本《金瓶梅词话》,版式不同,可知不是同一书肆刻售。慈眼堂本入藏时间约在万历至天启年间。栖息堂本入藏时间约在清康熙晚年。北京图书馆藏本一九三二年才在山西发现。而三种藏本均有欣欣子序,廿公跋及东吴弄珠客在万历四十五年所写的序。用什么吴中初刻本(谁也没见过)来否定欣欣子序,亦即否定词话本为《金瓶梅》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完全凭臆想代替研究,其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3、《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年间,驳不倒的内证、外证越来越多。成书于嘉靖年间说,几无立足之地。嘉靖大名士说的出处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金瓶梅"条。此条记载中错误甚多,而偏偏有人抱住他从"传闻"中得来的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说不放。嘉靖说站不住脚以后,又有人死抱住大名士说不放,从嘉、隆、万三朝中挖出一个个"大名士",不那么大的名士,甚至大、中官僚来,硬派为作者,据有人统计,入围的有名有姓的作者已达九十人,还在不断增加。徒费笔墨,治丝益纷,又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一一辨正的麻烦。
  4、笔者同意吴晗的意见,作者有意隐去姓名,并有意错乱史实,想使人查不出所要反映的年代。也同意张竹坡的看法:“做小说者,概不留名……乃后人必欲寻端竞委,说出名姓何哉?”笔者以为,倘没有明显介绍作者并出自明朝的新资料出现,不必枉费心力寻找兰陵笑笑生的姓名,倒是应该从《金》书内证中研究笑笑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即使勾画出一个轮廓来也好。因为堂堂百回一部大书,作者不可能不溶入亲身经历、生活体验、文化素养、人生哲学、爱憎愤慨的寄托等等。欣欣子就说过作者寄意于时俗,是“有谓”(有用意)的。
  5、笔者运用内证,为笑笑生勾画轮廓,是一种尝试,是研究的起步。笑笑生尝居京师,或屈于下僚,颇熟悉中级朝官的生活,特别熟悉锦衣卫的内幕。写此书不无借此揭露锦衣卫之意,又似有所顾忌,改主人公西门庆身份为金吾卫千户。作者经历颇为丰富,于市井各色人物的情伪尽所深知,可能有一段颇长的时间生活于下层人物中。他有丰富的学识,三教九流之学多涉猎,但本身并未进入高层文化及高级官僚圈子中。他对运河重要码头临清亦极为熟悉。他多写世态炎凉,笔下几乎无一正面人物,与他的身世、遭遇不无关系。写女子全无恕笔,对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旨在写出其背后的虚伪,公然藐视师尼僧道、乳母牙婆,认为不可招惹。但是他并非对世事全抱悲观态度。他仍然相信,或者说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说,讽劝世人,再三致意焉。他绝非大名士,因为书中用隐讳之笔讽刺了当时的“大名士”王百谷与屠隆。
  值得一提的专著中许多小注不仅是正文的注解,从中透出更多的学养和信息,使人不难看出王汝涛先生占有资料之多,史识之广,思辨之精,也极具可读性。写完《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时先生已八旬高龄,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却耻于争名朝市。最后王老以行将就木之人忠言相告:笔者所勾划的轮廓似乎并未凸现于纸上,但只能作到这个地步,因为一向服膺“无征不信”、“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之说,且力避主观、牵强的文风,宁可失之于浅,不愿妄下结论。笔者行将就木,对《金》学的研究,只能提供这样一条道路,不敢自诩为新,于浪费笔墨在明史及地方志中强行拉出一个又一个的作者这种研究方法,或许有所匡救。倘蒙方家不弃,用此方法研究下去,取得成果,则笔者亦有荣焉。王老通脱豁达、博古通今的历史视野和文化感悟,以弘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甘于奉献、乐为人梯的无私风格,学问至上、学贵笃实的治学品德,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
说不完的《金瓶梅》
  2009年,王汝涛先生因病仙逝,享年88岁。兰陵县《金瓶梅》研究专家、荀子研究院院长焦子栋曾告诉我们,在兰陵县召开一次金学研讨会,是王老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
  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苍山县更名为兰陵县,隶属于山东省临沂市,彻底解决了“兰陵古邑”的归属之争,这一跨越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品牌,绽放出了新的时代魅力。2014年11月,在王老离开我们五年之后,由中国金瓶梅学会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兰陵县召开,终于实现了王老的夙愿。会前一个月,焦院长在兰陵论剑博客里,重发王汝涛先生的《把金瓶梅的作者还给苍山兰陵》,表达对先生的纪念与追忆,同时配合即将召开的十届研讨会,发挥重要的互动作用。会议以兰陵文化与《金瓶梅》为主题,精心组织安排,搭建学术平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会上特意安排兰陵县民间艺人为大家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如兰陵的渔鼓、坠琴、鲁南大鼓、山东快书、柳琴戏等,这些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词曲说唱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与《金瓶梅》书中的记述所印证。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在战国开启稷下,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两任兰陵令,打下了兰陵这一文化高地,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予以充分肯定。《金》书作者不可能不受这种郡望文化的熏陶,王老在他生前的论证中也指出作者是姓恶论者,专写怪人坏事,颓废之风,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好人,在其眼里社会漆黑一片,愤世嫉俗溢于言表。他不肯留下姓名,在书中未做任何暗示,除为避免政治迫害,恐怕落入文字狱,另一方面,小说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其作者被世人鄙视,如《欢喜冤家》(明,西湖渔隐主人著),《醒世姻缘》(明,西周生著)等,都不肯留下真实姓名。兰陵笑笑生其难言之隐更深切罢了。兰陵的学者沿着王老指明的路标,结合兰陵传统文化圣地的广阔背景,从解读《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之名的含义入手,全面诠释了兰陵和齐鲁大地的文化太极,从而把《金瓶梅》对人性恶的艺术表现与荀子的“人之性恶”关联起来,又从考察《金瓶梅》人性恶的表现形态来破解《金瓶梅》密码,为《金瓶梅》作者的深入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
  中国金瓶梅学会黄霖会长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兰陵令荀子的好学生,“在中国历史上,将荀子的‘性恶说’阐发得最深刻、最生动的莫过于《金瓶梅》”。著名学者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的致词中更是直抒心意:“到兰陵参加这次会议,我感到欣慰,我感到兴奋,也可能在这一条道路上,谜可能会给解开。这就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想法。”与会学者一致称赞的是兰陵县没有急功近力的寻找《金瓶梅》的作者,而是从发掘和弘扬地方文化、承传祖国的优秀文化精神的角度,扎扎实实的推进《金瓶梅》的研究,办了一件大实事。2016年,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正如黄霖会长所言,“近3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金学研究有很大的拓展,正在把一个个谜团解开,为科学地研究《金瓶梅》铺平道路”。还是那句话:说不完的“金瓶梅”,相信通过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多角度的考察,笼罩在《金瓶梅》上的神秘面纱终将会被揭开。
                                               (原载香港《东方文化》季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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